尺牍丛话【尺牍之间话新旧交替】
时间：2019-01-10 03:21: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新中国建立之初，原有的农地制度、货币制度和市场行为的时代特征出现巨大动荡和改变。作者通过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一张地契的分析，研究和比对这些变革因素，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地契 土地兼并
中国三面绝地，一面大海，而中间幅员辽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以种植业为底蕴的中华民族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的民族特性。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山岭众多，耕地稀少。中国以一个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的国家，养活了占全世界22%以上的人口，所以说，农民阶级是中国最广大的阶级，故而农业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虽然土地是农民的根本，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土地却没有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里，而是被地主牢牢把持。中国历史上地主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三种原因。
其一，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中国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在科举高中后，从士阶级一跃成为官僚阶级，必定会在故乡或京畿购买大量土地，这是所谓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必然规律。如果致仕还乡，更要在家乡大肆购买，作为“养老田”。加之清世宗以前士绅阶级免征徭役，因而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依附，从而形成了人数众多、势力庞大的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许多的寺庙、道观也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庙产，他们和地主一样向佃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成为地主阶级的重要补充形式。
其二，豪强地主阶级。天灾接连人祸，就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流民并形成响马，响马也占有土地，在响马的势力范围内曾出现了土地的租赁；也有流寇固定下来，变山寨为山庄，自己做个“足谷翁”――成为“响马员外”。改朝换代时，旧政权的土地所有权都作废；新生政权又以实际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大量的流民、响马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豪强地主阶级。
其三，土地兼并形成的宗族地主阶级。土地兼并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常见的现象，土地兼并由来已久，形式多样，是研究中国土地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为巧取，中、富农因持家有方产生结余，他们利用手中的闲散资金购买土地；二为豪夺，利用自身实力或家族势力侵占他人土地，形成土地兼并。
我曾获得山东省临沭县一王姓家族两百年间的地契，共有二十多张，其中一份1950年的地契极具特点。该地契写在黄裱纸上，历经风雨，字迹依然清晰。其全文如下：
立��（�）人王起瑞，因正用不足，央到中人王起任、王�仁二人�合，情���家�南北地乙（一）段，�地三�，出�（�）�於王起�名下永���。��言明，��共合花生油二百八十五斤。其油�下交足不欠，�家情�，�遂地割，����。日後，如有祖（族）人�羞（差），有�主一面全管。恐後��，立�（�）��。
中�人民共和�一千九百五十年 立
中�民�卅九年正月十三日 立
分析手里这二十多张地契，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姓家族无疑是地主阶级，家运昌隆两百年。究其原因，除了一贯执行克勤克俭的家风之外，不排除其家族进行了土地兼并，无外乎是以上三种形式。
1950年的这张地契反映出，建国伊始山东省境内土地管理、使用及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情况。
自古以来，在农民心中，土地是立足之本，值得用生命去守护，比黄金珠宝更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契中用以交换的不是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而是司空见惯的食品――花生油。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答案还要从地契的年代中去找。
缔约时间是1950年的正月，那正是胜负已分、天下初定的时节，国民党退守一隅，委任状满天飞，蛰伏在大陆上的散兵游勇此起彼伏，新生的革命政权能否经得住考验，在百姓心中还是个未知数。此时，中国农村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大量收购土地；二是大量出售土地；三是囤积居奇，囤积一切能够想到的生产生活用品，但是，他们都在做一件事――屯粮。粮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农民的生命和希望。家中有粮，农民就能只管“闭门家中坐”，不问“祸从天生来”。社会动荡时期尤其如此。
翻开中华民族厚厚的史册，饥饿几乎在每一页上都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据《中国救荒史》统计，仅清代，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嘉庆十五年为99万人，十六年为2000万人；道光二十九年，饿死1500万人；咸丰七年，饿死500万人；光绪二至四年，因饥荒而死者达1000万人……在哲学家黑格尔的眼中，中国是个灾荒大国。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则称中国为饥荒大国。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度正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再说说地价。地契中卖主称“因正用不足”，“出药（约）卖于王起云名下永远为业”，“卖价合花生油二百八十五斤”。按目前物价进行折算，花生油285斤，合5升装油桶约32桶，以优等品计算，每桶人民币100元，合算三亩地约3000元，折合每亩地1000元出头，应该说地价非常低廉。
何以如此？
原因我们很难具体推测，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可以窥见一斑。
从地契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划分买卖双方的成分。一个辛苦劳作的农民哪有几百斤的花生油去买地？买主王起云不是地主就一定是个小磨坊主，否则，家里也没有这么多的油。至于为什么用花生油计价而不是现金，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买主在生产生活中和油密不可分；第二，卖主要求以实物换取土地；第三，买主因为囤货而无钱可支。以上仅仅是推论而已。1950年，市面流通的货币为1948年发行的高面值人民币，除此以外，还有银元、法币和各种地方政权发行的货币，广大人民群众不堪其扰；再加上1948年到1949年，国民党为聚敛民财，推行法币制度，民间早已物物相易，而不再使用现金交易。没有统一的流通货币，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成为新兴政权面临的一大难题。第一版人民币面额巨大，在老百姓看来是和法币一样没有公信力，加之1950年初，新生人民政权实际控制的国土只有现在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西南、西北、东南、东北，还有国民党残留的大量散兵游勇、留守部队、顽固地主武装，土匪和特务。新兴政权能否经受得住考验，犹未可知。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时间。地契末尾处有两个时间：公元纪年和民国纪年。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情况。
首先，说明了民间已经使用公元纪年，但不会使用阿拉伯数字纪元，也不知公历日期；其次，民国纪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后，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否能够长治久安的继续发展还抱有疑问。
另外，买卖双方的名字相似，可以认定他们是同属一姓的同宗同辈兄弟。他们之间的土地买卖应属“利用宗族、家族势力侵占他人土地，完成土地兼并”的宗族内部的土地兼并。“祖（族）人争羞（差）”一句更是有力补充，这都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先后两次出现一字，其实是“共”、“合”二字的略写。除了可见地契作者的知识水平，也可见该地区信息闭塞――不知“共和国”的含义。因此，更能看出历史的兴亡交替和新生政权得以立足、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吃饭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新中国一建立，即着手进行土地制度改革。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3年后全国便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基地――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了。千百年来第一次真正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的贫苦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到1952年，我国农业生产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4.8%，棉花产量增长了1.93倍，农民收入增长达30%以上。
新旧交替，要土地还是要粮食，大家见仁见智，但从这张地契的内容上看，既无中保、事主的签名，又未明确土地精确的面积和位置。除了有强买强卖的可能外，也可见社会转型期农民对土地买卖的盲目性。随着时间的消逝，社会变革的洗礼，这件本应被销毁的契约，由于主人的精心收藏而保留至今，才能够使这份历史资料得以重见天日，为今天了解和研究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883.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3.
［3］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M］.1950，6.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商务印书馆，1937.
［6］史志宏，徐毅.晚清财政［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851-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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