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性与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
时间：2019-01-01 03:17: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历来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界定与言说纷繁复杂、褒贬不一,至今也没有作出一个十分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因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动态的,它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而拓展、反思,从而衍生出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新的命题。
美国学者梅泰・卡利内斯库认为:“作为西方文明――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三者带来的产物――历史中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1]梅泰・卡利内斯库是从肯定、否定性界定入手来区分现代性的,他认为历史上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现代性。一种是发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的理性精神(包括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现代性,它是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动力,即肯定的现代性,这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也就是传统中认同的现代性。在此种现代性中,人们坚信现代民主政治、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进步理念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种则是否定的现代性,即美学的现代性,它是对现代性的超越,是对现代理性、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罪恶和灾乱的反思与批判,是对高度工业化的负面效应的抨击。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现代性,它们形成了一个既矛盾对立又相互制衡的结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有序的制度等现代化进程持正向、乐观、肯定态度的现代性与批判物欲的膨胀、道德伦理的沦丧等负向因素起批判作用的审美的现代性相辅相成。而审美的现代性是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现代性的时域来考察,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从鸦片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外敌的入侵,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打破了人们“天朝大国”的迷梦,而且在思想上使人们从封建桎梏中惊醒。自此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开始不断萌芽、发展,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文学与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现代性整体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是低下的,一直没有达到审美现代性出现的基础,并且从封建的古代性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现代性也不能真正地就脱胎换骨,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在逐渐成长的期间难免带有传统的封建的遗痕。另外,无论任何知识都应该是一个不断“绵延”的过程,新兴者都不能完全割断与母体联接的那根脐带,因此在对“现代性”理解中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决绝态度的现代性,是过多地突出了“现代性”的比较意义,是过分地夸大。它与割裂传统的二元观点都忽视了传统对现代性的生成所具有的合理性意义。哈贝马斯曾强调,现代性就是一个“从旧到新的变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断裂”。这种在过渡时期的现代性有着既不同与古典性又不同于完全的现代性的特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现代性。我认为这种观点才真正代表了中国在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
如果从这种思维逻辑和价值判断出发来考察萌芽于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原先曾被“五四”文学精英们口诛笔伐的、一直以来在历史上为人们误读的流派的真正意义与价值。鸳鸯蝴蝶派发展到袁世凯称帝时已经初具规模,成了一个跨越近现代文学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它的兴盛是伴随着外国先进知识的冲击而发展起来的。外国的坚船利炮击碎了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迷梦,科举制度的废弃把他们从一个尽管荒诞但还有梦想的迷梦中抛到了现实中。在这个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人在政治上抛弃原先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伦理道德,提倡西方的君主立宪,提倡民主政治,在文化上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另外,随着政治与文学的分裂,近代知识分子们走出了象牙塔,他们只得靠传统载体之外的努力来获得自己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上的独立必然引起自身价值的重新发现,推动人格的独立,从此主体开始了自我觉醒。那些受过外国熏陶的清末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当时封建文人放荡不羁的文化特性,又有外来先进文化的观念,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着自身的嗜好,他们在旧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如鱼得水。现代报刊的发行则给他们以充足的经济保障,稿费制度的诞生也为鸳鸯蝴蝶小说的兴盛添了一把火。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让这些文人们不能走梁启超所谓的小说救国的模式,先天的孱弱也让他们避开政治的锋芒,剑走偏锋,在不触动政治高压线的前提下,在温柔的爱情、武侠、黑幕中寻找自己的精神王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比封建文人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些文人参与政治热情的低落导致了五四精英分子们对他们的批判,事实上并非完全如他们所言,鸳鸯蝴蝶派文人全都是所谓的“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儿”[2],他们中间有着许多像包天笑、张恨水等具有强烈正义感的文人,这些文人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爱国行动中,并且在历史危机时刻他们也能挺身而出,拒绝发表日本人的广告,刊登大量的爱国小说,宣传抗日运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周瘦鹃在“五四”――1919年出版的抒写亡国之痛的小说《亡国奴日记》的封面上写着“毋忘五月九日”。他还曾经写过《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许多救国文章。因此,从这里来看,这些鸳鸯蝴蝶派的作者们并非全如五四精英们所斥责的那样,是“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儿”,但是也不尽如现代知识分子所持有的那种精神理念,可以说这是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有朦胧意识的开始觉醒的近代知识分子。
从文学作品上来看,在中国传统通俗文学的发展中,鸳鸯蝴蝶小说的确起到了一种过渡作用。不可否认,正当中国文学在孕育中破茧而出的时候,鸳鸯蝴蝶派也在亲近西方欧美文学,装修自己,并跟随时代的步伐,加入到新文学的阵地中,对通俗小说的变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鸳鸯蝴蝶派虽然始终没有脱下章回体标志的外衣,但保留了它传统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色,以及固有的趣味性所起到的消遣娱乐作用。作者们对西方文学和文艺思想并不反对,并且在不断地吸收借鉴。有些人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时深受其影响,并有意识地吸取了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营养自己。周瘦鹃说:“我还翻译过许多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例如法国大作家巴比斯等的作品……意外地获得了鲁迅先生的赞许。”鲁迅赞许他的翻译“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愉悦人之二亩,足为近来译事之光”[3]。周瘦鹃的翻译包括了两个半世纪的西方短篇小说,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各国文艺思潮的概况,还可看出不相同流派的艺术风格。他翻译的长篇小说有《福尔摩斯别传》、《情案》、《红颜知己》等。通晓日文的包天笑在晚清时翻译了很多作品,如《苦儿流浪记》、《青灯回味记》等。他的文字流利生动,深为读者喜欢。此外还有程小青、陈小蝶、胡宪生等。鸳鸯蝴蝶派翻译的小说在中国窥探西方文学之初是起过重大作用的。西方文学的进步思想和艺术表现对他们的创作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在小说中保留了章回体形式,但在开卷时的“话说”和结尾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及类似的一些套话都废除了。传统故事有头有尾地叙述,而他们多取故事发生的原因,最后续写故事的结果,或者有头没有尾,戛然而止。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他们的作品有了大段大段的心理刻画和外部的环境描写。他们对外来的技术也并非是盲目吸收,而是重在“为我所用”,把中西方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使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色的和西方艺术结合,充满了生机。从鸳鸯蝴蝶派的整个发展来看,后期张恨水的小说极具这一特色,张恨水“仔细研究翻译小说,吸聚人家的长处,取人之有,补我所无”。[4]但是外国文学章法技巧的引入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作品的外表,其实在精神内核上他们还是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以张恨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这部煌煌百万言的小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当时北京的特殊社会风俗、文化人情世俗、三教九流,他的描写皆鞭辟入里、惟妙惟肖。在这部作品中张恨水明显地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色,人物大多是一些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又都没有完全脱离传统的引力,在他们身上也都留有了传统的伤痕。在小说中作者大量地铺排古言诗词,语言典雅隽秀,充满文学魅力。作品中也有传统文人的癖好――花鸟虫鱼,在作品中又遵循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教训,在淡淡的禅意和空明的氛围中一步步地走进了对人生对社会对永恒的感悟,提高了小说的审美趣味。虽然小说在文体上不时还引用传统章回体的章法,但已有了改进。晚清的通俗小说创作虽以长篇为主,但在鸳鸯蝴蝶翻译小说之后,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翻译,在刊物上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些短篇小说短小精粹,截取一些生活事件的精彩片断,从一个不显眼的社会角落里表现小人物,提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也逐渐转到精细的人物心理刻画和环境刻画上。这完全具备了现代小说的雏形,从现代短篇小说体裁的发展看,鸳鸯蝴蝶派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在获得了时间的优势来评点鸳鸯蝴蝶派的缺点,全面否定它的价值时,其实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放在当时的历史境地中全面考察才能真正发现它的价值与欠缺。我们不能忽视文化先驱重建文化体系的的努力,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从纷繁复杂的现代性考虑,鸳鸯蝴蝶派的兴盛的确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是从古典性向现代性转变的中间阶段。任何完全否认或者夸大它的价值都是一种偏激。
参考文献:
[1]周宪.后现代性是一种现代性[A].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C].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41,42.
[2]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49.
[3]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N].《文艺新闻》周刊,1931-8-3,(21).
[4]张恨水.文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7,第7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