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镇|中国当代史研究
时间：2018-12-28 03:34: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49年到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里，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两次巨变：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1952年），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1953―1956年）。在这七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而这七年间，中共重大决策又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和形成过程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专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回顾》）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回顾》（上）的特点
《回顾》分上、下两卷（该文主要针对上卷）。上卷共分21个专题，分别论述了1949年到195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接管平、津的做法，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工商业的调整与改造，新区土改中富农政策的决策，“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八大”的正确决策等。此外还评述了中共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加快手工业改造问题上的得失等。细细阅读《回顾》，我感到有以下特点：
（一）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相结合，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正如薄老在《回顾》（上）前言中所说：“由于本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在我看来，薄老是最有资格书写那段历史的人。而中共党史研究知名专家、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认为，迄今为止，在史学领域很难找到第二部综合个人回忆与历史文献研究的专著能与之相媲美。
《回顾》（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具备了与众不同的条件：建国以后，薄老处在核心的与领导岗位上，在每个时期都留下了重要的著作、重要的文章，这些东西为他的回忆做了准备。比如说，在党的八大上，他关于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主持“三反”“五反”工作，等等。个人的回忆增加了本书的可信度。但仅是这样无法使其成为历史著作。克罗齐说过：“历史从来不是由记载构成的，而是由文献构成的，或由已变成文献并被看作文献的记叙构成的。”因此，薄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主要有：（1）理论文献（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的文选，列宁全集等）；（2）档案、资料汇编。薄老利用了大量从未公开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首次直接披露党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实真相。这些极为珍贵的史料，填补了重要史料上的某些空白，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浓浓的历史反思意识。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薄老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中国有句古语：‘思往事以知来者。’不了解自身的过去，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也难以探索未来。”从《回顾》目录可以看到，在每章的最后一小节都会出现“几点评说”、“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回顾中的思索”等字眼。许多见解和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凸显出了薄老的个人见解，可以看作是《回顾》的点睛之笔。
作者用这七年的伟大实践和巨大的成功，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同时也说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七年间，我们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这些缺点和失误之所以产生，不只是“上头”和“下头”的问题，而且还有“中间”的问题，也就是两个主体之间的结合部问题。但总的说来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党的已有的经验和已经达到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薄老反复说明，研究过去的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并不是为了责备前人，而是为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当前和未来的工作。本此原则，此外，书中评述了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加快手工业改造问题上的得失等。书中对一般研究者感觉到很难处理的问题没有回避。如建国以后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特别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是一般研究工作者感到难以处理的问题，国内外甚至流传着一些对这些问题作出的不符合实际的观点。《回顾》对此没有回避，而是详细地论证了党内分歧的实际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这对于澄清国内外的错误看法有极大意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正是《回顾》的一大特色。
二、读后思考
记得有篇文章说过：真正的好书评应该出自高手，比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仅对评论对象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且要在指出其不足或缺点的同时，提出弥补其不足或改正缺点的途径或方向。我自然还无法做到这种程度，但是读后却是受益匪浅。
（一）关于“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近一段时间以来，网络及民间甚至学术界对建国时我党的政治、外交政策提出了多种检讨性观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质疑建国时中国外交与政治上完全倒向苏联是否合适。因为从逐步公开的历史档案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的态度一度是观望或是说抱有期望的，而中苏盟友关系也没有维持太久。所以就有人认为，中国当时的政策其实可以更“骑墙”和模糊一些，这样能够避免中国陷入美苏冷战对峙格局的漩涡中心，付出长期被封锁、孤立及周边冲突的影响（如朝鲜战争），甚至还可以获得类似前南斯拉夫、印度那样左右逢源的好处与实惠。
如果说当时这个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就首先要从建国后外交政治上对苏联的一边倒说起。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0年2月，标志着中苏军事同盟建立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是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中国明确列入了东方阵营并使得西方“司徒雷登们”对新中国的“幻想”破灭。《回顾》（上）引用了毛泽东对“一边倒”政策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毛泽东的话充分说明，作出一边倒的决策并不是一种软弱或者草率。因为，虽然建国前后国内形势总体上是一片大好，但头绪仍然非常纷乱，形势还相当复杂；在国际上，冷战的大幕刚刚拉开，局势也是波谲云诡。面对这样的内外情势，我党对自身力量、对敌对力量、对友好力量、对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充分客观的综合估计，没有盲目乐观。同时，我党在预估可能要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艰巨性时，也没有过度渲染困难本身，自己吓自己，而是把精力集中放在了摸清情况、客观评估、增强自身对应能力和实力的方向上，采取了以逸待劳、以静制动、防范于未然准备的策略。在情况未明之前，没有贸然采用那些效果未明，有可能起反效应的盲目措施。而当时，倒向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无疑是最现实最可靠的选择。其方针可概括为：在战略上，主动出击，力争获取最大的主导权，力争上流职位；在战术上，静若处子、不动如山，做后发制人之姿。不可不谓是当时情况下能作出的最客观也是最佳选择。
（二）关于高、饶问题。
我早就对高、饶事件产生兴趣，而薄老的《回顾》为我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正如邓小平所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松，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但我觉得，在与高、饶的斗争中，中央对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在这一方面，当时的七届四中全会明显存有偏误。高、饶对刘少奇的攻击，在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一点，即认为刘少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犯有右倾路线错误，甚至攻击刘少奇已站在资本家的政治立场上。正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七届四中全会不仅未能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污蔑，澄清党内政治思想是非，反而要求刘少奇在会上就农业合作社问题、1947的老区土改工作问题、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提法及“天津讲话”四个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这就在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犯有“右倾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少奇晚年悲剧便在此埋下伏笔。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被后来者重新搬出来使用。
当然，我的上述评价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回顾》（上）尽善尽美，没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正如薄老在《回顾》（下）的后记里说：“对建国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进行研究，本书还只是作了一种初步尝试。……书中讲到的，只是反映了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和认识，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回顾》对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尚未作深入的分析。随着新公开、新发现的资料逐渐增多，研究必定更加深入。作品中还存在缺字、多字等缺点。此外，此书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官方的认识。
当代史是还没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正所谓：时过境未迁。因此，青年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所谓的“80后”，应当回过头看看这段不太远的过去，而《回顾》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