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式的悖谬 [卡夫卡悖谬性思维模式的渊源]
时间：2018-12-26 03:25: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对于卡夫卡而言，悖谬不仅是一种哲学概念，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使两个极端发生奇特而重要的关系，从而昭示出世界的荒诞性和人存在所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卡夫卡所生活的环境就充满着悖谬。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卡夫卡对孤独、恐惧、悲剧意识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种情形之下，悖谬性思维方式在他的头脑中也就根深蒂固了。
关键词： 卡夫卡 悖谬 渊源
迪伦马特指出：“正像逻辑学家不能离开悖论（或反论），物理学家不能离开徉谬一样，戏剧家也不能离开悖谬。”［１］“悖谬”是卡夫卡思考问题的一个基本模式，而且支配着他一生的行为，每件事，他都先站在正面观察，然后又站在反面去衡量；正的和反的往往互相抵消。这样，很多事情在决定性的时刻，都被他的“内心的反叛”推翻掉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卡夫卡产生这种悖谬性思维模式，最终以“悖谬”的方式来表现异化呢？我们认为这与他的犹太血统、在家庭关系上出于对父亲既憎恨又畏惧的情感及深受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据社会学家的观点，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由文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处境所造成，它们并不代表“人类本性”所共有的问题，而且具有独特性。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极特殊的民族。在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是一个在漫漫岁月中无家可归、像幽灵一般四处飘荡的不幸民族，漫长而无望的漂泊和受难历史，早已在这个民族的肌体上培育出沉重的苦难，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化作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犹太民族的血液。
卡夫卡就出生在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庭里，他犹太民族的身份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受歧视的民族血统成为他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担。身为犹太人，他“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写给密伦娜的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２］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所缺乏的归属感。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城堡》就可以找到这种人生体验和感受，可以说它就是这个犹太世界的缩影，每个犹太人都会觉得自己身上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触――就像人们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浮士德、堂吉诃德或于连・索黑尔也是他的“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这是一种不受法律保护、失去了任何庇护的身份，这自然会让人想起犹太人的命运，猜出主人公的犹太人身份，尽管小说自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及“犹太人”的字样。小说以超现实的、令人惊恐的笔触清晰地揭示了主人公“心中的寂寞”。［３］《城堡》写出了所有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谁都不是谁的同伴”，事实上还可以进一步说：这就是犹太人特有的感情，他们想在异乡土壤上扎根，他们使出全副心力把自己变得同那些当地人一样以便与之接近，然而他们却从未完成那种融合。小说主人公K为了办理居住证明展开了不懈的努力，都一次次地失败，他发现，他身处其中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的世界，“到处是怀疑的目光，冰冷的语言和推拒的手，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打开与村里人沟通的渠道，被他们承认和接纳，被遗弃的感觉强烈地占据着他的心。”［４］直到临死的时候，城堡当局才准许他在村子里居住，可这种恩准对他来说己经没有意义了，这正向我们展示了生活中的悲剧命运，反映了他作为犹太民族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正如勃罗德所说：“卡夫卡在《城堡》中已经展示出一幅伟大的和悲剧性的图景，描写进行融合不过是徒劳；在这个简单的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５］犹太民族受排斥受压迫的生存处境，使卡夫卡体验到了生命的弱小和个体的无助，在潜意识里渐渐倾向于一种有悖常规的思维方式；而犹太民族的“贱民”身份，进一步强化了他看待事物的“悖谬”方式。
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触，这是根深蒂固的。而卡夫卡作为犹太人，他的特殊境遇不仅在于此，他所掌握的语言也具有不合拍性。“身为犹太人，学的不是希伯来语，而他所精通的德语在周围国民中却是陌生的。”［６］从语言环境看，他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这时产生“异乡人”的失落感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种作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及所掌握语言的不合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作品的基调；被排除在外的异己感和失落感使他在思想上偏离正常的轨道，不停地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思考问题时趋向“二元对立”。这种情形之下，他的内心渐渐地变成一个多元的世界，无所归依，成为一个生活的局外人和精神的漂泊者。
说到民族，卡夫卡是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如果他能有个温暖的家庭，那么他那“冰冷的内心”或许能得到温存，甚至融化，但他没有。在1913年8月21日的日记里他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话不到二十句；我和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我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原因很简单，我跟他们没有最细小的事情可谈。一切跟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我无聊，使我痛恨，因为他们干扰我，或者说阻碍我，哪怕这只是假说的。”［7］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凭自己的精明强干、体格健壮维持着家里的生计，他关心的是赚钱，缺乏应有的文化素养，和子女在思想上不能沟通，而且非常专断，是个“专制有如暴君”的家长，这使得自小身体孱弱的卡夫卡从内心感到恐惧，心情一直受到压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潜意识永恒性是儿童期经历与成年后行为的中心点，儿童期受到压制的恐惧和欲望，在整个经历或者说是整个成长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父亲从童年起就压抑了他天生孱弱而敏感的天性，扭曲了他的心灵。因此父亲对他的影响是致命的。
父亲的专断、强悍使卡夫卡感到恐惧，在他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法庭，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法官，卡夫卡一生所做的重大决定都受到父亲的干涉。在职业的选择上，卡夫卡酷爱创作，把创作作为他一生最伟大的追求，这却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必需，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份岗位，那个既不能给他提供固定的优厚的薪俸，又没有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这就使得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对于我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我没有财产――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可怜的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死亡。”
卡夫卡出于经济方面和对家庭的责任上，“恪尽职守”地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职业，这样他就更渴望一份爱情，得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庭，弥补他对爱的渴望，可是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他也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涉，致使他在七年的时间里（1912―1919）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可都以失败告终。卡夫卡第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竟以如下的话进行奚落：“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像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样，于是你就决定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了吗？”［8］对于父亲的接连羞辱，卡夫卡被深深地刺伤了。
另外，出于对“唯一职业即文学”的酷爱，也是卡夫卡一直没有建立自己家庭的原因，他怕婚后的生活会把在夜里写作这唯一的爱好剥夺了。在婚姻问题上，卡夫卡再次尝到人生的两难处境，徘徊在渴望与恐惧之间，强烈的渴望必然导致对其的恐惧，而在恐惧的同时又迫切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家庭与写作之间做出选择使卡夫卡感到更加为难。
卡夫卡强烈地感觉到一生都生活在“父亲强大的阴影”下，人生的重大选择（职业、婚姻）都控制在父亲的手中，被迫从事不喜欢的职业，不能同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一切的一切都在两个极端摇荡，使卡夫卡的处境进退维谷，进而在潜意识里将“悖谬”性思维模式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他的头脑中。
卡夫卡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以“悖谬”的形式表现出来。《变形记》就是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一觉醒来，竟变成一只甲虫，这是卡夫卡对其失去乐趣的枯燥的生活的象征性表达，以一种悖谬的方式把格里高尔和家人的关系突出出来。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维系家庭生计的长子所发生的病故，不但得不到父亲的同情，反而引起他最不可遏制的愤怒，后来是他给儿子扔的苹果，造成格里高尔的致命伤。这跟《判决》中父亲无情地对儿子判处死刑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后者的悖谬性在于毫无父子之情的判决，是从维系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威严着眼的；前者的悖谬性在于用“甲虫式的人”来突出父子关系，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维系家庭关系的是利益，即经济关系，一旦失去这种“关系”，他就会成为家庭中的累赘或多余人，受到家人的厌烦和遗弃。在1919年他写了一封长信《致父亲》，把对父亲的不满，转向对父辈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绝望，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向整个陈旧的父辈文化进行全面讨伐的檄文。
在家庭关系方面，对父亲既敬畏又恐惧的心态，使得卡夫卡在思考问题时更加倾向于“悖谬”这种二元悖论的思维方式。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价，他说：“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9］
“障谬”最先是一种哲学上的术语，因此，卡夫卡所建构的“悖谬性”思维与他在哲学上深受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内容和本质，而可见的世界、现象只不过是意志的影子，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受主体制约，只为主体而存在，都是意志派生出来的，都是意志的表现。这种重视主观意志的观点作为一个极端深深地烙在卡夫卡的“悖谬”思想上；另外，意志即欲求，欲求永无穷尽又永无满足，因此人生的苦难是在所难免的。这种悲剧意识也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崇尚意志（欲望）却有无尽的痛苦随之而来；消除痛苦就意味着消灭欲望即意志，他本人就处在对意志悖谬之中，可想而知，他的主人公无论如何反抗，都不能避免悲剧命运或者说只有“死亡”才能获得对现存状况的解脱。
尼采的“超人哲学”、“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对卡夫卡的影响更大。尼采认为“上帝己死”，一切文明都已毁灭，因此否定现存的一切价值观，这种怀疑、否定一切的思想，在卡夫卡这个乞求磨难的灵魂里，引起了巨大反响。卡夫卡对父亲乃至整个父辈文化的怀疑和反抗，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发生的；卡夫卡甚至对自己唯一的职业――文学创作也产生怀疑，他在1922年6月5日给M・勃罗德的一封信中说道：
“写作，这是人们为魔鬼服务所得的报酬，这是一份甜蜜、丰厚的报酬……在写作中，有一种恶魔般的东西，这一点我看得十分清楚。虚荣心和享乐心不停地围绕着我，也围绕着别人，它们在嗡嗡地作响，……对这一点，人们也许会说，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对此，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可是，人们为什么会后悔呢？为什么总是追悔莫及呢？在那些夜里，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总是这么一句话：我本来是可以好好生活的，可惜我并没有在生活，这又是为什么？”
对写作既热爱又怀疑的悖谬心理在这里已经初见规模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尼采认为，现代文明是一种“病态”文化，它必然使人孤独、空虚、无家可归，成为非人，这在卡夫卡那里也得到了共鸣，他作品中的人物乃至他本人都是孤独、空虚、缺乏归属感的；但是在“否定一切”的思潮下，卡夫卡又竭力逃避这种现有的状态，拒绝孤独、寻找归属，这样卡夫卡通过对尼采哲学思想的吸收也在潜移默化地孕育着悖谬性思维。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对于卡夫卡产生“悖谬”性思维方式功不可没。布里格瓦特认为，叔本华和尼采这两个哲学家的著作，是卡夫卡最宝贵的精神宝库，是他“喜爱的宝藏”。
卡夫卡悖谬性世界的表现方式――梦幻、潜意识――源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个人的白日梦”，而鉴赏则是由此而“享受我们的白日梦”。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文艺创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作品里的众多人物，是自我分裂成的许多局部的自我来体现其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作者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而得到满足。因为梦是以支离破碎、幻影残迹表现着无意识的情绪，所以艺术家就用隐晦的象征手法把内心的欲望和无意识加以修饰而抒发出来。卡夫卡的许多作品就是梦幻的产物，如《乡村医生》、《判决》等，而主人公则是他自我分裂的若干个部分；《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平日被家庭责任所压抑而想获得解放的愿望，终于以变形（Transformation）的形式得到实现，并且是在睡梦中完成的，他的变形可以说是逃避工作的一种潜意识行为。
在创作原则上，卡夫卡师承了福楼拜客观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客观冷静地把故事介绍出来，让故事自己去阐述。与重视主观意识相对，这是卡夫卡“悖谬性”思维的另一个极端――客观地描摹“现实”。在他的作品中，即使内容十分惊骇，发生在充满荒诞、悖谬的世界中，他仍能不动声色，保持着冷静。
综上可知，在哲学上的兼收并蓄也为卡夫卡这种悖谬性思维的产生奠定了的基础。卡夫卡既师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重视主观感受；又继承福楼拜的客观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注重客观地描摹现实，还现实于本真。卡夫卡热爱尼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精神，师承弗洛伊德“治病救人”的心理结构，但是在他那里对现存状况的摆脱或是企图改变都是行不通的，只有走向死亡。
参考文献：
［1］迪伦马特.物理学家.21条.译文见.迪伦马特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
［2］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67年版，第200页.
［3］马克思・勃罗德.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4］车成安.卡夫卡思想与创作中的犹太情结.自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3期.
［5］马克思・勃罗德.无家可归的异乡人.译文见叶廷芳主编的.《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6］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转自《二十世纪艺术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7］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费歇尔袖珍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年，第319-320页.
［8」卡夫卡.致父亲.载自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172页.
［9］恩斯特・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1962年版.转引自叶廷芳.《卡夫卡：抛入世界的陌生者》.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