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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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新中国 印度 建交 周边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9.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1—0097—09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中印建交后，新中国开始有条件地同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建交。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而且反映了新中国在“一边倒”的原则下对外交布局的战略选择。
一、中印建交中的中方决策
印度是与中国毗邻的大国。1947年6月，英国将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同年8月15日，印巴分治，印度独立。刚刚独立的印度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执政的国大党对共产党及工人、农民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政策。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认为印度政府是“反动政府”，对内“采取若干法西斯式的非常军事措施”。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早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共领导人即将印度定性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尼赫鲁及其政党仍持基本否定态度。1949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给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兰那地夫的电报中即称尼赫鲁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合作者”。
在对印度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同时，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之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次强调：“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同资本主义国家不急于建交的外交方针，但在如何对待除美英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邻国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明确政策。这种情况到了新政协制定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时有所变化，《共同纲领》提出：“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致各国政府公函，指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这两个文件宣布了新中国与各国政府的建交原则。尽管如此，考虑到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同盟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何时建立外交关系、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仍有待解决。
对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问题的第一个考验是在印度提出承认新中国之后。新中国成立时，原印度大使潘尼迦仍逗留在南京。经过反复权衡，1949年12月30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表示，印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必要”。12月31日，尼赫鲁致电周恩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印度政府“声明印度政府业已撤销其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此后将停止与彼之一切外交关系”。此后不久，巴基斯坦、英国、锡兰也相继表示承认新中国。
由于尚没有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先例，对于印度的承认，新中国十分重视。12月31日，即印度承认新中国的当天，周恩来就向正在秘密访苏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经过中央讨论，1950年1月4日，周恩来复信尼赫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贵国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项问题进行谈判。对于新中国的答复，印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1月6日，尼赫鲁再次致电周恩来，提出委派前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秘书雁谒森为临时代办。当日，周恩来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月10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的电报中表示：“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与此同时，1月12日，已经启程赴苏的周恩来致电尼赫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阁下所指派为临时代办的雁谒森先生为印度政府派来北京就有关贵我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1月17日，尼赫鲁致电中国政府：“本人以为贵我双方最近的互换电信，构成了印度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间对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意，因此，对于这一同意应该立即采取步骤，以期付诸实现。本人相信这个意见是阁下可以接受的，因为惟有本着此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谈判。我们本着这个谅解，所以指派了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雁谒森先生将处于一种有关在北京与新德里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的谈判地位。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这里，印度一方面表示希望“立即采取步骤”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很婉转地提出指派临时代办只是就“设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进行谈判，而“待双方互派大使后，始能谈判一切重要事宜”，这与先前中国提出的雁谒森为印度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表显然有所出入。对此，主持国内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向毛泽东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在1月1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刘少奇指出：“现英代办胡阶生不敢来北京，因恐我们提出香港问题及英在中国其他特权问题和他们谈判。我现保留兵营问题准备胡阶生一到即提出此问题来谈。现英国正用各种方法并要印度尼赫鲁向我们试探我们是否即刻要提出以上各项问题来谈，在他们没有探明以前胡阶生是不敢来北京的。”另外，印度也担心中国将诸如西藏等问题与建交联系到一起，因此有意放缓建交步伐。
正当中国政府对是否与印度政府建交尚没有得出结论的时候，雁谒森又提出宴请中方人员的要求。1月19日，中共南京市委向中央请示：前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秘书雁谒森拟于1月26日宴请我方人员，印方近又询问我方意见，盼速复。1月20日，刘少奇批示：“可作礼节上来往。对印度人民应表示友好态度。”与此同时，刘少奇将情况迅速向正在访苏的毛泽东汇报，接到刘少奇来电后，1月20日凌晨一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紧接着，上午七时毛泽东再电刘少奇：“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