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与财税的互动_宋代理学
时间：2019-04-02 03:28:5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根据首都及疆域的变迁，可再分为北宋与南宋，合称两宋。宋太祖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设置路转运使和杯酒释兵权的政策，上收财权和兵权，影响所及长远。不过相对而言，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发展—理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宋代的财税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繁荣又催生和发展了理学，理学反过来又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即宋代的经济发展为宋代文化的繁荣和理学的兴起提供了物质保障，理学又是对那时财税驱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的一种理性反思。
拉大贫富分化差距
唐朝中期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无法继续实行，土地商品化已成为历史潮流。作为五代战乱以后统一中国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顺应土地制度的发展趋势，大胆而适时地推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加速了土地产权的流转，使宋代社会出现了《袁氏世范》一书中所说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生，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状况，其结果是国有土地不断减少，私有土地迅速膨胀。据统计，宋代各种国有土地产权只占垦田总数的4.3%，而私有土地却占总田数的95.7%左右，居绝对优势。在地租方面，货币地租逐渐代替了实物地租，这些都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民户的逃亡形成了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些流民冲破了自然经济的樊笼，新的土地关系给这些农民和占有小块土地的劳动者带来了希望，北宋政府给垦荒做了政策上的保证，只要在规定年份内缴纳赋税，政府绝不干涉私家垦荒，因而北宋的垦荒田、修梯田的成绩非常突出。在宋代，无论是地主、自耕农或佃农，他们的身份地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竞争都有可能获得土地而上升，失去土地而沉沦。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直接编入当地国家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而不再像隋唐那样是地主的“私属”，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同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封建国家苛重的赋役，致使原来主户中的下户—自耕农大量减少，而作为外来“务农族”的客户则日益增多，因而地主在占有土地后大都采用租佃制的方式剥削客户，正如《历代名臣奏议》中所述的“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这说明，在宋代农村经济结构中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制度时，贫富差距拉大已成为社会潜在的主要矛盾，所谓“朝为富室、暮为穷民”，已成为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
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土地制度发生急剧变化的同时，宋代起源于农产品和受工业品交易的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专业化的分工及其买卖活动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刺激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经商成了人们迅速致富的重要手段，因此，社会各界不择手段从事经商活动者风起云涌，趋之若鹜。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前所未有的市场繁荣景象。顺应潮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宋王朝，采取诸多措施大力促进商业发展。
首先，减少或清除了历来为抑制商业发展而设置的种种场所限制和障碍，使商业有可能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自由发展。其次，宋代征商税则简明易行有利于商业发展。宋代的商税除茶、酒两税以现钱缴纳外，其他谷、帛、金属、六畜、土产税收均缴纳实物。尽管宋代商税较重，但由于税则简明，且对商品流通有确实保障，经商者还是乐于接受。
再次，宋王朝明确保护商人利益，严禁官吏对商人税外收费。《宋刑统》对侵犯包括商人在内的私人财产处罚十分严厉。为约束官吏的税外收费，在市场内建立相当于今日政务公开的“书市买牌”制度，防止信息失真而导致官员乘机贪污勒索。
第四，为商人交易提供便利，北宋初年由于川蜀地区佛教兴盛，铜大量用于铸造佛像和宗教器皿，再加上商业发展货币需要量剧增，造成民间铜钱奇缺，不得不以铁代铜铸钱，而铁钱体重面值小，市场流通不便，迫使川蜀16家富商联合起来发行叫交子的纸币。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朝廷为方便交易流通全国，决定将交子发行守卫官办，并先后改名为钱引、关子、会子，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同时，政府为方便商人外出采购，在汴京设立官营的汇总机构—便钱务。商人可以到便钱务用现钱汇兑成汇票，到外州再凭汇票兑钱，从而避免了商人腰缠万贯携钱行路的诸多不便。铸钱量的增加和纸币（交子、会子）的创设和发行，既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又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有力证明。
世风日下的社会
宋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大力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既促进了土地产权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推动了农业生产商品化，也促进了包括手工业、服务业在内的全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传统的“重农轻商”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耕读为本”，鄙弃商人的社会心理和贵义贱利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城市的无比繁华和商业的蓬勃发展。“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7）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至仁宗初年，已经发展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宋史?食货志?农田》卷 173）的地步，大批农民破产，社会极不稳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也在不断地膨胀，在市场规范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上必然会出现道德下滑的现象。商人拥财而阔，突破了原有的封建伦礼规范，威胁到传统的等级制度。比如在服饰穿着上，宋初朝廷只准百姓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才准许百姓穿紫色衣服，而到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服饰的等级就“渐失等威，近岁尤甚，农贩细民至用道服、背子、紫衫者，其妇女至用背子、霞帔??”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们观念的变化，以致于当时的老百姓公然穿戴起官员及其妻妾才有资格穿用的衣冠。在婚姻方面，宋代无论是官僚地主还是庶民百姓，均十分讲究财礼，以财论亲。《宋文鉴》载：“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以至司马光在《书仪》中发出“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的感叹，可见，当时人们谈婚论嫁注重财产，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宋代当官者从事第二职业经商致富不仅比比皆是，而且是堂而皇之公行于世，至于贪赃枉法致富者更不在少数，吏治差不多腐败到了极点。北宋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都反映了人们对贫富差距拉大的强烈不满和寻求经济公平的急切愿望。为了缓和人们越来越大的致富胃口和日益浮躁的急功近利心态，稳定动荡不安的社会，如何避免农民起义的发生，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于是一个有关教化的“灭人欲、存天理”的哲学课题自然而然摆在人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