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时间：2021-07-11 16:00:43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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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城市群是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城市群“四化”协调、同步发展应是未来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和“新常态”。但目前关于城市群“四化”协调的研究还很薄弱，亟需加强。“四化”协调发展不仅是现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提供了识别区域问题和问题区域的新视角。以中国23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对2011年各城市群的“四化”协调发展及其效率的空间差异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各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上相对于工农业发展水平更为滞后，城市群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属于“四化”高耦合且高协调的同步发展型城市群。兰西和黔中城市群内部“四化”协调发展最不平衡，呼包鄂、晋中、长三角等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四化”协调较为均衡。中国的城市群总体效率相对较低，23个城市群2011年“四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仅为0.815，达到最优效率的81.5%，处于效率中等水平，达到DEA效率最优的只有海峡西岸、中原、天山北坡和兰西4个城市群。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923和0.884，多数城市群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东部城市群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 “四化”协调发展效率，而西部城市群仍以粗放型的规模增长为主。旨在为评估我国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果提供定量的测算依据，进而为提高中国城市群的投入产出效率与空间集聚效率奠定科学的决策基础。
　　关键词 “四化”协调发展；效率；城市群；空间差异；中国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9-0100-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3
　　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和新时期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和关键措施，也是实现城乡要素公平交换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从1953年我国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党的十六大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再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化同步”，再到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发展，均契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四化”协调发展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中国正处于“四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但是仍存在相互间融合互动不足、协调不力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早期研究主要关注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多聚焦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的互动发展问题，多数研究停留在 “三化”协调发展的措施和政策两方面，也有少数学者对“四化”的互动关系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1-4]，但尚缺乏实证分析，且采用的多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对“四化”协调状态的测度关注较少。
　　城市群是“四化”发展到高级阶段城市空间聚集的产物，也是都市区、都市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空间发展战略经历了以小城镇为主—以城市为主—以城市群为主的演变过程。近年来，随着中国 “四化”的不断加快，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6]，在全国的经济格局中承担着战略支撑、增长极和核心节点的重大作用[1，7]。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把城市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也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四化”的同步发展有利于城市群内部产业布局、功能定位、基础设施的产城融合发展，统筹推进，促进城市群合理布局，形成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推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城市群以高效发展为追求，城市群效益并非群内每个城市个体效益的简单算术和，而是实现“1+1>2”的整体效益。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在单位时间内，在特定条件下，城市群要素资源所创造或增值的“四化”协调发展成果，其有效价值量与人、财、物投入间的比值，体现了城市群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规模集聚、合理利用、竞争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8]。目前，城市群 “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方面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研究方法鲜见空间计量学方法和GIS分析技术的使用。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前人[9]研究基础上，以2011年中国23个城市群为对象，定量评价各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水平；采用DEA模型定量测度城市群“四化”协调发展的效率水平，为制定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与数据
　　由于目前我国对城市群空间范围的识别界定研究较为薄弱，致使城市群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划分范围模糊[10]。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检索分析以及对过去10年来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重点城市群（城市经济区）区域规划成果的梳理，本文采用方创琳提出的中国城市群“11+9+3”的界定标准[11]，并参考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公布的规划文本，对各城市群所辖县市做了调整。最终，以23个城市群的14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四化”研究对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各地级市的地域范围包括市辖区和下辖的县、市。为了保持研究区的空间连续性，将个别省直辖县级行政区也作为研究单元纳入分析研究的范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3]和《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4]。
　　1.2 研究方法
　　1.2.1 “四化”协调发展模型
　　1.2.2 “四化”协调发展效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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