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时间：2021-07-10 12:03: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
关键词：“十七年”； 舆论环境； 文学规范； 心态张力
中图分类号：Ｉ206．7 文献标识码：Ａ
建国后的作家阵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解放区和国统区。来自解放区的作家有丁玲、艾青、周扬、欧阳山、刘白羽、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周而复、草萌、马烽、西戎、康濯、碧野、孔厥、袁静等；来自国统区的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胡风、路翎、张天翼、沙汀、艾芜、舒群、罗烽、王统照、许地山、冰心、沈从文、萧乾、废名、骆宾基等；此外，还有一些是在解放区或革命队伍中成长、解放后成名的作家，如：峻青、杨沫、梁斌、吴强、杜鹏程、曲波、李准、杨朔、浩然、陆柱国、徐光耀、谷峪、王蒙、玛拉沁夫、茹志鹃、胡万春等。
作家们带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社会文化背景走进新中国，开始全新的生命之旅。第一次文代会汇聚了全国各地作家代表，确立了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在文坛的中心位置，它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开端。臧克家回忆说：“1949年春天，我来到解放不久的北平。7月，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毛主席、周总理都亲临盛会。郭老（郭沫若）代表近千名代表向毛主席深深地、深深地九十度鞠躬。这一鞠躬，给我的印象深刻极了，使我想到二十多年来，郭老对窃国大盗蒋介石卑视之，唾骂之，与之坚决斗争，生死不顾。今天，对人民的革命导师则一躬到地，毕恭毕敬。郭老的精神，郭老的人格昭昭然在万众之心。”①郭沫若在文代会上的姿态，极具代表性。对新时代的憧憬、对革命领袖的崇敬、对自我的否定与改造，是那一代作家的典型特征，也是媒体极力塑造的作家形象。
一
面对建国后“十七年”新的文学规范和舆论环境，作家的心态都经历了一个调整与适应的过程。能否在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切入点，将个人话语与民族国家主题有效地结合起来，成了每一个作家需要直面的问题。韦勒克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时曾指出：“在描写与开出药方、真实与训诫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不能在逻辑上加以解决”②。佛克马则说得更明确：“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中，一方面党规定要从意识形态上去解释现实，而另一方面，文学和艺术要求用艺术的观点来看待生活，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感。”③表现在“十七年”作家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尤其是来自解放区以外的作家。
历史剧变给作家感受最深的东西，无疑是时代精神进行重大转向。历史语境的跨越，作家的心灵不得不负荷新、旧观念的碰撞、冲击。为了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来自解放区以外的“老”作家们在不断的自我反省、检讨中，希望卸掉因袭的重负，以获得一种群体的归属感。从日常感受的领域到抽象意识的领域，一种负罪感潜入“老”作家的生命世界，促使他们在新时空坐标上确认自我的位置，寻找精神的归依。例如老舍虽然博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可是他从未露出骄傲、自得之态，反而时常对人说：“我们得好好学习、改造思想啊，这可不能放松。”④老舍的态度是真诚的，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调整以往的创作方向，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其中也包含了作家在心态张力下的挣扎，灵魂的煎熬。在语境的转换中，他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彻底否定：“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那些作品的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⑤从作家的社会地位来看，在“十七年”的岁月里，老舍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荣誉、职务。他曾代表新中国出访不少国家，也出席各种国际活动，他在文艺界多种领导机构中都有头衔，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北京市政府委员……是备受尊重的名人。然而，耀眼的光环只是表面现象。老舍的秘书葛翠琳曾感叹地说：“他的艰难路程和内心的苦闷却少为人知。这里蕴含了悲剧的实质。”⑥老舍在创作方面苦苦地追求，他想写出新时代里成功的作品来。他很努力地去表现工农兵，但这些毕竟不是老舍熟悉的方面，他在创作实践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到了1960年代初期，老舍动笔创作酝酿了数十年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但因为有悖于柯庆施、张春桥提出的所谓“大写十三年”的号召，写了8万多字又不得不搁笔⑦。
建国后老舍没有写出满意的小说作品，但他还在苦苦追求，而茅盾、沙汀等作家在建国后的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沈从文更是放弃了创作，其中的意味是深长的。外在的规范要转化成内在的创作冲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它不仅跟创作态度有关，更与生命体验有关。缺少生命激情和真切的社会人生体验，作家的心灵往往会被外在的规范束缚。巴金在反思自己的创作时也说：“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⑧作家的自我期待与现实环境发生错位，很难取得良好的创作效果。
当然，来自解放区以外的作家重新塑造自我的心愿也是十分强烈的，不少人推出新的作品，寻求新时代的认同。路翎在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整理完了他解放前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铁链中》以后，这样写道：“我的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失去了它们的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创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能够更有力气追随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⑨尽管作家付出了努力，但他们的辛勤劳作与新的文学规范仍有一定的距离。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中，路翎写了一些作品，但也遭到了许多批评。这样的处境，加剧了作家的心态紧张。
权力话语的挤压，使得作家个人的思想空间、精神领地不断遭到蚕食。在媒体持续的话语攻势和舆论压力下，作家们表现出一种从众的心理状态，主动放弃自己的“异端”思想，接受群体意见，在话语方式、价值判断、行为实践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尤其是胡风案件、反右运动，给作家的精神伤害是非常严重的。尽管没有被列为“右派”，巴金在回忆中说，“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但我确实相信念咒语的人不会白白放过我们。”权力话语的惩戒效应，内化为作家心理上经常性的压力：“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恐惧，总疑心知识是罪恶，因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不光彩的名称了。我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复杂，有时候我甚至无法了解自己。我越来越小心谨慎，人变得更加内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真心。”⑩巴金对自我进行严厉解剖，揭示了非正常境况中人格扭曲、灵魂炼狱的痛苦过程，为我们探寻当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演变轨迹提供了样本。在长时间的改造中，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作用于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警戒体系，这是一种“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