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记作家的中国领袖情结
时间：2021-07-03 20:00: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斯 诺
西方人开始给中国政治领袖写传记，应该从斯诺算起。
由于时代的差异，我无缘同斯诺结识。斯诺晚年曾多次去哈佛，我想主要是因为写书，需要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图书资料。我是1981年到哈佛的，当时斯诺已经去世多年了。哈佛师友中留下不少传言，说他是一个文质彬彬，循规蹈矩的老头儿。当然，这是1970年代对他的印象，1930年刚来中国的他则是热血沸腾的理想青年。
斯诺和费正清是同年龄人，大致是1920年代末期来中国，刚刚大学毕业，在新建立的燕京大学教英文。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毕业，来学习东方文化。
那时毛泽东也没有架子，几天几夜，在陕西北窑洞大谈红军长征的英勇故事，乃至涉及党内人事纠纷、私人家庭关系，在外国人面前反而直言不讳，关于小时候童养媳等等。毛泽东的革命，首先是从自己家庭开始的，反抗富农父亲。如果建国后国际友人采访毛泽东，毛大概不会如此直言了!
浪漫有浪漫的好处，浪漫也有浪漫的弱点，斯诺一生没有专注于什么事业，背上《西行漫记》作者和毛泽东朋友的名义，晚年也写过一二本关于中国的书。
毛与斯诺的私交是真挚的。1965年，毛把对刘少奇不满意，想换接班人的想法先对斯诺说过，1970年通过斯诺转达过邀请尼克松访华以改善中美关系的传话，等等。
史华慈
本杰明·史华慈是我在哈佛时的导师，可以说是哈佛东亚研究的第二号人物，犹太人，长相酷似爱因斯坦。他本来是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由于后来费正清的怂恿，转到中国研究上来，但中文却不太好。直到目前还有一个奇特现象，美国的“中国通”，凡是会说中文的，都成不了大家；而凡成大家的，都不会说中文。
其实大家也知道这是一种缺陷，史华慈教授曾对我说过：“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五六十年代大陆不让去，台湾不想去，我又没娶一个中国太太，找谁去说中文?”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是第一本美国有关中国政治领袖的学术著作，也是史华慈本人出版的第一本书，影响甚大。但五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共的研究资料十分匮乏，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是个“谦逊的无知论者”，我对此很欣赏，有自知之明。
史华慈对中共政治和中共领袖并非全身心投入者，第二本书就开始写严复和东西方交流，晚年逐个写古代文化思想。对于学生，史华慈不费心指导，也不矫揉，对中国和中国人持一般性友善态度，这是我所敬重的，也是他与费正清的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是一个尽职敬业的工作狂，而史华慈则会常常忘记上课，迟到也是经常发生的。
施拉姆
国外从事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研究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名字，就是斯图尔特·施拉姆。他名气很大，几本书在国外很流行。施拉姆尤其是以研究毛泽东著称，这方面在当今西方世界恐怕是首屈一指。毛泽东一生的事业、著作，也构成了他一生的著作、事业。施拉姆是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大学教书，而麦克法克是一位英国人，在哈佛大学教书，成为“中国学”圈子里的一种笑谈。
做学生时读过施拉姆的著作，比如他一九六六年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我便抱有怀疑，不敢轻易恭维。书里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毛泽东的政治事业已经完成，都不会有什么新颖变化了，如此等等。只可惜的是，这本书出版不到几个月，中国就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研究成为“毛学”，正如红楼梦研究成了“红学”一样，施拉姆毕生就在研究毛学，在美国学术界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施拉姆现在有七十几岁了，身体也不好，从伦敦大学正式退休后来到哈佛大学从事客座研究。教授做大了，好找钱了，一直在编译《毛泽东全集》。
我真难设想，怎么编《毛泽东全集》呢?现有的所谓毛泽东的文章，可能有些不是毛泽东写的，而不说是毛泽东的文章，倒可能是毛泽东写的。还有多少毛泽东的文字，国内人都不知道，国外人更是没有这样一种条件。尤其施拉姆教授，他真是没有这个主观条件，单纯文字翻译也有问题，且不说人事分析。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自己专心致志所要做的事情，又是自己完全不可胜任的事情。
特里尔和李庆华
现在我们国内最畅销的毛泽东传记，恐怕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本，发行上百万册。英文名《Mao》。我和特里尔是同年朋友，大不了几岁。他本来是澳大利亚人，前几年加入美国国籍，现在是双重国籍。1972年从哈佛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合同到期，没有获得终身任职，又不愿意到小学校求职，于是成为职业作家。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1年出版，得过一笔研究资金，使他访问了同毛泽东个人接触过的很多领袖人物，如李光耀、基辛格等，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这本书是一本新闻性著作，但是相对而言，其学术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之后他又写的《江青传》(英文名The White-Boned Demon白骨精)，也许由于传主本人曾是一个上海滩的女演员，也许由于作者追求市场效益的意图，距离学术性著作更远了，甚至接近“花边”了。因为如此，费正清没有像以前那样给罗斯积极写书评。这也体现了罗斯个人生活的一种转向，他打算脱离哈佛学术圈子了。但罗斯的英文文笔非常好，甚至可以说，在我所知道的“中国通”里是最好的。
八十年代初是特里尔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他对中国非常友好，这从《八亿人》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为了这本书惹得许多西方反华人士对他进行讨伐。从此以后他越来越变了，对国际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这从《江青传》上已经看见苗头，八十年代中期不时刊登在《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上的评论文章就更显著了。
特里尔说年轻时曾对中国抱有太多幼稚的想法，现在没有了。我本人不敢苟同，却也没有过多劝说。不同年龄上不同心态，这是一码事；而国家社会的优良差劣、兴盛衰亡，这是另一码事。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片混乱形势，不应该是几个革命口号所能掩饰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连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此种大局面也是不应该忽略的。
关于邓小平研究，我们可以从李庆华的《邓小平：通向紫禁城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一书说起，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早的英文邓传。李庆华是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儿子，1980年代赴美留学，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中立学术态度很严谨，研究也很细致，否则指导教师不会答应。因为是重新创新研究，基本事实上不免存在错误。
在此仅举一例：李庆华曾写出如下内容：“1926年8月，当冯玉祥动身回国时，陪同他的人有邓小平，刘伯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