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外交研究的几种新视角
时间：2021-07-03 12:02:0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出现几种新的理论视角，包括新公共外交、游击外交、思想政治以及战略话语性公共外交。这些研究对国际关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新的国际背景下公共外交的意义。
进入2 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实践者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公共外交理论的引进和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且主要是用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对公共外交进行研究。本文评介了西方学界对公共外交研究的几种新的视角，旨在使中国学者全面了解西方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提供启示。
新公共外交
荷兰学者扬·梅理森（Jan Melissen）提出的“新公共外交”概念是对传统公共外交理念的一个创新。在他主编的《新公共外交：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2005）一书中，他与布莱恩·霍金（Brian Hocking）的两篇文章都充分介绍新公共外交的理论基础，并组成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新的环境”。
梅利森在他写的《新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对传统公共外交提出挑战，他说：“为了准确理解新公共外交，维持过去的外交形象是无益的，……把历史实践投射到当今的国际环境是不合时宜的。”他提出了新公共外交的概念，其中包括三个因素。首先，公共外交不仅限于国家，其他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进行公共外交。他认为，外交不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层次模型，而是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操作的。其次，虽然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国外的民众，但却不能完全和国内的民众分开，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是有紧密联系的。再次，公共外交是一条双向路，国家政府需要跟国外民众进行对话。
同时，作者强调，公共外交不是对外政策的工具，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建立信任和可信性，因此最好是用来实现长期的目标。公共外交用来实现短期的对外政策目标是不可靠的。他分析了美国对阿拉伯世界进行的公共外交的案例，认为虽然美国的对外政策目的实现了，但并没有实现它的公共外交目的。这意味着以前的公共外交被视为对外政策的工具，而现在对外政策将逐渐成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他还提到美国之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与实施公共外交的，这一点明确了公共外交不限于美国，而是各个国家外交策略的主要因素。文章还试图区分公共外交、宣传、国家品牌与文化外交。
布莱恩·霍金在《重新考虑“新”公共外交》（Rethinking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一文中提到，应该从世界政治环境变化的背景来看待外交本质的变化。首先，作者“解开公共外交之线”，以便展现出公众与外交实践之间的联系。公共外交之线针对许多不同的主题，结合起来便可以组成为公共外交。第一条线是民主责任，它会成为民众积极参与外交的潜在动力。第二条线是社会网络的增强、社会关系的扩展和时空的压缩，其超越了传统的边界、引起了新行为体的兴起，并影响了全球环境。第三条线是信息科技的发展。第四条线是相关媒体对外交的影响，其引起民众向政府施压以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第五条线是关注国际形象的新国际政治趋势，其反映了国家在内外压力之下力图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和在全球政治环境中的角色。
基于此，作者提出公共外交的概念应该把民众理解为外交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把民众理解为政府外交政策的被动对象。通俗地说就是，公共外交将逐渐成为民众们做出的外交，而不是向民众做出的外交。最后，作者探讨了传统外交的层面模式与公共外交的网络模式的不同。如上述梅利森所提出的，新公共外交适应于网络环境的操作，霍金同样认为网络的非层面性质促进合作与学习，并加速获取与整理知识。这些网络连同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已经能够影响外交进程，渥太华进程和金伯利进程便是典型例证。
“游击外交”
前加拿大外交官达里尔·科普兰（Daryl Copeland）的在其《游击外交：重新思考国际关系》（Guerrilla Diplomac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Boulder， 2009）一书中，以从属关系理论为前提，提出“ACTE”的世界秩序。从属关系理论即2 0世纪中期发端于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把世界分为发达的“核心国”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关系。科普兰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世界秩序模型。依照世界各国、地区、民众或团体所受到的全球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它把世界分为四类：“A”表示“先进（advancing）世界”，是指那些得益于全球化的人或地方，“C”表示“不可预知（contingent）世界”，是指未来取决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或消极形势的地区和国家，“T”表示“第三（tertiary）世界”，是指在全球化中处于相对从属地位的国家和地方，“E”表示“被排除（excluded）世界”，是指大体上尚未受全球化影响的地区和国家。这种世界秩序模型以跨国为特性，而不是以地理政治为特性。
在此理论前提下，科普兰主张从“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安全，认为安全的问题取决于以人为中心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依赖于生产或获取知识。作者提出“全球知识的政治经济”的概念，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和技术，是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从而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必要因素。
据此，作者提出“游击外交（Guerrilla Diplomacy）”的外交方式和政治策略。作者之所以将之称为“游击外交”，是指这种外交不是在大使馆进行的或开展的，而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它是一种外交官与所在国民众共同合作，以致力于实现发展的目标以及维护和提高人类安全的外交方式。科普兰还描述了“游击外交官”的具体形象：首先，他们能生产并应用知识。由于外交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外交实践者与全球知识的经济政治连接的能力，因此游击外交官必须熟悉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其次，他们还需要了解当地的知识、文化、语言及沟通技术，以便于与当地民众建立直接的联系，积极合作以促进人类各种方面的发展。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援助计划的志愿者、教师等都对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们都是外交官与之联系和合作的对象。也就是说“游击外交官”不一定只与所在国政府有联系，他们还具有非官方的代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