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探析
时间：2021-04-11 12:02: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日本法律文化的最大优点是学以致用，在不断吸取各国法律精神的同时，加以创新，有所改革。日本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其对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可谓是如数家珍，尤其对唐代的律令制度学习更是十分透彻，大化改新更是受到中华法系的影响。然而，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法律应用于本国法制改革，逐渐超越了中国传统法系。为此，我们将探析其法律改革创新初进社会进步的根源，使中国当代法律文明本土与吸收一色，创新与借鉴齐飞。
关键词：中日法律文化；儒家；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9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8）14-0200-01
作者简介：曹津瑞，延边大学，本科生。
一、日本法律文化与儒家精神的渊源
中国法律文化有三千年的岁月长河，不论是对中华的安邦定国还是对周边各国的特别是日本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儒家思想指导的法律体系是法律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精神，以三纲五常、五教十轮为主要伦理关系贯穿于中华法系。尤其是法律制度下文官武将行政管理制度的对日本及西方国家产生实质的影响，值得后世思考。
（一）中国法律的诞生
中国的原始法律和其他民族一样，开始于神权法，然后是宗法等机制、“为国以礼”。而最为典型的早期法家学派管仲在《商君书》中提出的法的精义“尚公义”：即建立一种普遍的法度，上约君主，下约民众，以公正的法度来治理国家。“为了制止争夺，为了“定分”“止争”，需要“立禁”“立官”“立君”，这样才产生了国家和法律。”①这一法治思想对秦统一中国有着积极的推动力，成为历朝历代不断效法的蓝本，为后世隋唐的平定天下，一统华夏，保境安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仁义礼的的深入。中华法系的受儒家思想指导，讲究“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也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睦、君惠臣忠、夫意妇随、朋友诚信。”尤其孔子的中庸之道与仁义礼的价值观，都广泛的影响和惠及日本，加之人本民族的好学精神，将这些文化元素合理融入，发扬光大，深入人心。很多的礼法也同样保留至今，严格的等级制度更使日本民族遵守孝道。在礼仪服饰上，日本还效仿唐装而改制和服。由此可见，中国礼法文化的感染力极为深厚。
二、中日法律文化互相交流的历程
日本法律的“儒家化”。“也许是地理上的和历史上的联系使然，中国和日本在法律文化的中国封建制成为所谓“国法、天理、人情”的融合体。”②至少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一直流淌着中国法律文化源泉，特别是对儒家法律文明的学习，日本可谓是耗尽权力，仅对唐代的律令制度学习，日本遣唐使就倾尽了250多年的心血。这些律令制度中的令、科、比、格、式、例等等，都唯“礼法”是从。而儒家思想的精华的礼法精神让日本大饱眼福，从中汲取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德主刑辅的精义，并且学会引经断狱、引经注律的立法方式。日本对司法制度改革中，也依律断案，有严格的司法责任，对待死刑犯怀有人道主义精神，注重孝道，优待孤寡老人，重义轻利，弘扬正义。日本在中华法律文明的护佑得以安宁的快速发展，其原本和中国相差甚远的落后生产力也随着儒家思想的引入而逐渐提升强化，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自给自足的农事经营，使日本从饥寒走向温饱，从蒙昧走向文明。
三、结语
“法者，治之端也。”璀璨的中国法律文化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是治国理政的源泉。完备的大唐律令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去学习，而日本对中华法系的学习精神更是令今人深思的。日本为发展国力倾尽多年心血，不断的探索法律文明的真谛。大化改革、明治维新使日本对中西文化革新探求，从中受益匪浅，也令中国刮目以待，深思己之不足，借鉴其踊跃发现的精神。总之，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也应恢弘本土文明，把“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作为全面进行依法治国的基石，引领世界法系与国际社会秩序和平的新发展。
[ 注 释 ]
①李贵连，李启成.中华法史三千年：法律思想简史[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86.
②曾宪义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1，2.
[ 参 考 文 献 ]
[1]杨振洪.试论古代日本移植中国封建制法的三大阶段[J].法学家，1995（5）.
[2]余秋月.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之日本仿唐原因[J].教育时空（湘潭大学法学院411105）.
[3]陈煜.在比较中寻求法律文化交流的原理与意义——以<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为评论中心[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4）（总第18期）.
[4]郭素青.从近代日本法律移植看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J].日本问题研究，2005（2）.
[5]李贵连，李启成.中华法史三千年：法律思想簡史[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9.
[6]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
[7]曾宪义主编.新编中国法制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