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政治发展策略及其历史价值
时间：2021-07-12 12:02: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建国后,毛泽东在政治发展的目标、过程和方法上采用了三大政治发展策略,即组织和体制建构上的全能主义、速度和方式选择上的激进主义以及方法和手段上的个人权威主义。毛泽东的政治发展探索,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构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思想渊源和历史基础,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走向成熟。
【关键词】 毛泽东;政治发展策略;模式;历史价值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活中,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策略,他曾经指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他在革命时期制定的战略策略是推动革命成功的关键。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工作结束后,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以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采用了三大策略,每一个策略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搏和未来走向。
一、组织和体制建构上的全能主义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邹谠的解释,所谓全能主义,是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2]概括地说,全能主义政治具有政治中心的一元性、政治权力的无限性、政治执行的高效性、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国家对外的封闭性等特点。
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具有突出的党国一体化特征,它萌芽于革命时期,形成于建国后,盛行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至改革开放前。有学者认为,它是“由一个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国家,在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并有效地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此来实现政党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3]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靠的正是这种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革命全能主义。”[4]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组织中,进行了广泛的权力渗透,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各个相应行政级别上,并在各个单位、阶层和群体中广泛建立工会组织、青年团、妇女组织等外围附属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以党为核心,以党政重合为特征,“以单位制为细胞的、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5]在经济社会领域,全能主义的组织模式演化成具有高度社会控制力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是全能和全权的,政府垄断社会的全部资源,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公权力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被发挥到了极点,革命的、斗争的意识形态垄断了整个社会思想空间。通过上述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分立被取消了,整个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形态。
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历史角度看,它“渊源于20世纪初期以来面临的全面危机,当时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各领域中传统制度在崩溃,日常生活中不少问题不能用传统思想与常规方法来解决,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个社会阶层或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并以此克服全面危机。因此,通过全能主义的全民动员的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基本途径。”[6]从现实角度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其组织的广泛健全、团结有力和行动的高效,一扫百年来颓丧阴霾之气,使中华民族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赢得了民众的高度信赖,因而使这一全能主义模式具备了深厚的民众根基。除此之外,苏联模式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全能主义政治模式能够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形成强大的动员和政治参与,能够通过对所有资源的掌握,在短时期内迅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尽快地实现整个社会对平等的追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的缺陷也一览无余的呈现出来,譬如,它导致经济领域中体制的僵化和活力的缺乏;政治领域中权力的滥用、官僚主义的泛滥、自由的缺失和人的权利的无保障;文化领域中思想的僵化、文化产品的匮乏和创新精神的泯灭;社会领域中各项社会事业的萎靡和人们生活的单调等。随着国家的功能过度扩展,全能主义政治模式越来越趋向于不合理,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速度和方式上的激进主义
一般而言,激进主义主张完全颠覆和破坏传统的政治秩序,一切推倒重来,企图在政治废墟上塑造全新的政治秩序。这种策略模式的特点:第一,从速度来看,主张“快”字当头,越快越好;第二,从内容来看,其社会变革的目标宏大,内容则是根本的、全方位的、综合的;第三,从方式来看,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制度与法律,而是靠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第四,从心态来看,激进主义是非常急切的,试图按照全新的政治价值理念、运用快速有效的手段,迅速实现社会发展目标。这四个方面可以简化为“一快、二大、三全、四急”。激进主义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第一,来自对结束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紧迫性,由于长期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局面,长期被动挨打的历史,因而尽快实现中国的强大就成为全党上下乃至全国人民的共识;第二,来自于革命的惯性,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党的领导人对于直接运用权力发动运动的方式已经得心应手了,因而他们习惯于用领导战争的方式领导现代化建设;第三,是来自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夸大了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而过分依赖政治运动的方式。
建国后,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泽东在心态上是非常急切的,在行动上则是非常冒进的。譬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共中央曾经设想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阶段,但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接管国家政权后,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产的任务。之后,又仅仅用了三年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接二连三的胜利催生出空前的、盲目的自信。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思想[7],并在全会上形成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决议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表现出急于求成甚至盲目冒进的态度,因而影响了毛泽东对政治发展方式的选择。
与经济建设速度相适应,毛泽东在政治发展上也采取了激进的方式。他在建国前就为新中国勾画了一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蓝图,其内容包括国体、政体、政党制度、国家结构、民族制度,建国后这些设想得到迅速实施,从而初步搭建起民主制度的粗略框架。在急速地建立了政治基本架构后,毛泽东没有进一步对政治体制架构进行深入细致的健全完善,频繁的政治运动成为他推进社会政治进步的主要手段。为迅速整顿社会政治秩序,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发动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如社会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等,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在当时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毛泽东也有过短暂的心态平和时期,并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地发展民主的思想。1956年后,国内外出现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新动态、新问题,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国内矛盾的正确判断和认识,做出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决定。由于对国内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致使民主建设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为广大群众所熟悉的政治运动,很自然地又成为开展新时期阶级斗争的工具。从反右派到“反右倾”,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覆盖全国,来势迅猛,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伴随党的“左”倾错误发生而发生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又进一步加深“左”倾错误的程度,二者相互作用,呈恶性循环之势,严重损害着政治发展的健康态势,直至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