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内基本矛盾分析的重大意义
时间：2021-07-12 08:01: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当时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主要矛盾是恢复生产的分析是正确的,它决定了我国未来的社会是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文章对有人认为七届二中全会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看作基本矛盾是“暗含了不顾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位任务的危险”和革命的发展就是“从打倒某一个阶级转为打倒另一个阶级”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理论界有些同志以解放思想为名,把党和毛泽东犯“左”的错误时间愈往前移,分量提得愈重,这是一种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倾向。
关键词:七届二中全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毛泽东;刘少奇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2-0001-05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会议提出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我国国内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党在当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主要任务即主要矛盾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基础。会议发表的“公报”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不仅提出了迅速夺出全国胜利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新中国经济、政权、文教各方面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是建国初期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所以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代表会议”。
近年来,一些文章把七届二中全会在推翻了三大敌人,取得全国政权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基本矛盾”的正确结论提出怀疑;不少文章只从字句上理解,把“基本矛盾”解释为“主要矛盾”,并据此进行发挥。有的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已把私人资本主义看作了国营经济的主要对立面,明显地强调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从而降低在私人资本主义所应达到的发展程度问题上的调子开辟了道路。”[1]P.2有位著名的理论家,著文阐述毛泽东从1940年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发展到高峰,但七大后却从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的立场一步步后退,晚年最后走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专著篇幅不大,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加上作者精辟的分析,是一部理论色彩浓重、史料丰富、论述深刻的著作。但是在分析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国内基本矛盾上的一些观点,是大可商榷的。这位理论家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基本矛盾“这种说法是否一定错了”,“暂且不去讨论”,[2]P.74但却认为“把新中国的基矛盾作这样的规定,就暗含了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第一位任务的危险……。产生这种不正确的思想的认识根源,就是认为革命的发展只表现在一个问题上:从打倒某一个阶级转变为打倒另一个阶级。也就是认为革命的性质不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而只是一个打倒就再打倒一个这样的过程。” [2]P52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在40年代末提出这个基本矛盾的转变问题的时候,的确有一个教条,那就是:既然整个进入了阶级社会之后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不停顿革命,就是以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转到另一种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而不可能是其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教条,人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就会开阔一些。”[2]P.74也有的文章隐晦地暗示:七届二中全会对国内基本矛盾的提法,潜伏着后来50年代末开始的党内“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十分明显,以上种种对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基本矛盾的分析和理解,都是不正确的;无论是从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全会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的言论和我们党的实践来看,或者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来看,这些观点都是难以令人同意的。
二
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正确结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理论根据是马列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理论。恩格斯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人,他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活动后指出:“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 [3]P.758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列宁表述得更为明确,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的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 [4]P.133毛泽东发挥了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他在《矛盾论》中说:“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党中央、毛泽东的观点是符合恩格斯、列宁的思想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表现在阶级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当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取得了政权之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各方面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就会失去政权的危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基本矛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政权后我党奋斗的方向和未来的目标是社会主义。1948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个电报中曾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 [5]P.62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文件”是1948年2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毛泽东写的。这个文件曾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后来公布的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和毛泽东的报告,就是这样性质的文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国内基本矛盾的提出,明确了党的纲领、政纲、政策,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宣布了在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后党的根本任务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资本主义。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政权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党有必要告诫全体党员,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们毕生追求的,都是如何使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但他们都主张以西方为榜样,学习英美,学习日本,走资本主义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俄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从此改变了面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往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解放战争初期,有些民主人士向往美英式的“第三条道路”,幻想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到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面临覆灭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仍把希望寄托在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即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鼓励”他们推翻马列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共产党内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党内也有人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所以当时共产党只能去帮助国民党,因而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因此,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理论上明确了中国未来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同时也为将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指明方向。正如毛泽东说的,基本矛盾的提出和规定是“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的,它指明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战略性的;但是,基本矛盾并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它的解决不是近期的事,目前的主要矛盾即目前的主要工作和行动纲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