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
时间：2021-07-12 08:00: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一直为党中央和研究界所重视。事过不久的延安整风就曾对此进行过长时间的检查和清算，留下了大量文献和档案。此后的回忆材料和研究论著更是多不胜数。但是有关这次会议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矛盾说法也实在不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八十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1984年9月提出“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这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李卓然等都还健在（只有刘伯承已丧失思维），听过会后传达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还有堆积如山的档案和各种资料。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非如此，有点令人失望。
由于先就有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如早已肯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又带着不少框框（特别是都要以陈云的《传达提纲》为准），而没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按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所以不但没能弄清和解决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如会议是怎样把会后才分工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确立为全党全军领袖的？会议又怎样“作出了自己的决议”，“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的？以及其他等等），而且还把一些问题弄得更乱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据《调查报告》和几个人的回忆，在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而且“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显然不够真实。如果属实，张闻天的“反报告”以及为会议“完全同意”的“提纲”就都没有了。在会后就明确提到“王明那一套”，大概也是不可能的。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上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可《传达提纲》上说的遵义会议“最后作出”的四条决定中竟有三条提到常委，而且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再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无论称负总责、书记还是总书记）的更换，恐怕不会由常委分工来确定。对于当时有无书记处，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方案时已说得很清楚：“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另外，《调查报告》还断言“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名义”，那张闻天多次让出总书记又怎么解释？陈云和康生在遵义会议后三年半的六中全会上提议选毛泽东为总书记又有何根据？类似问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这里又牵出来了两个不小的问题。
一是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内容的诠释，都还值得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献》的考证所注，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上旬”，那为什么没有保存在中国？听传达的人自应不少，怎么一直没人忆及？行军途中写的手稿经过什么途径（陈云在长征途中奉派化装去沪，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带在身上）带到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办于1956年才接收来，直到1982年才得到确认）？而且原标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无“传达提纲”字样，为什么又不公布（或没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这是否是陈云去莫斯科在那里向国际写的汇报提纲？（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并作过论证，但未被置理。）若果真如此，出于时间已过去大半年（陈云是1935年8月同陈潭秋、杨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无多少旁证资料可供查考，单凭记忆能写得如此详尽已大属不易，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遗漏、不确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对此问题，个人既无材料，也无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论列。但希望有关机构和专家能够继续深入考查，提出实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说明。
二是个人的回忆能否作为历史“文献”看待。对此拟另文论述。这里除以上提到的外，再以《遵义会议文献》中采用的几篇四五十年以后回忆中的问题为例作点说明。根据现在的分析估计，一些回忆录的有关提法是当时不大可能发生的。例如：会议上有人提出政治错误问题被毛泽东“机智地制止了”，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起革决议（已另有专文论述），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以上伍修权）；“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做看”（周恩来）；等等。有些说法也不合乎事实，或者值得怀疑，例如：关于正副报告后的发言顺序，先是毛泽东，接着是王稼祥，再接着是张闻天和朱德明确表态；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伍修权）；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陈云）；等等。
这里并无意讨论这本《文献》的内容或对它作评价（虽然近二十年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它还是讨论和研究遵义会议的经典文献，仍不可等闲视之）。上面提到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遵义会议的研究并未画上句号，甚至可以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没弄清。例如遵义会议上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的地位和职务，就长期受到埋没和歪曲。对前者曾有专文论证，这里再就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作点辨析。
二
要了解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的职务，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前后中央有没有书记处。否则，博古和张闻天不但不能称为总书记，而且说他们做书记都是不可以的。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陈云写的《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有不少说法是不确切甚至互相矛盾的。这可能是由于不但事过五十年，而且陈云也年事已高，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后党史界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这次《调查报告》和《答复》以及陈云１９３５年那份《传达提纲》（如上所述，这份《提纲》的来龙去脉和对某些问题叙述的可靠性或含义，都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奉为圭臬。这本身就违背陈云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
例如《答复》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这同历史事实恐怕就大有出入。几乎一切有关的党史资料和论著都提到，自五大以后，中央就一直设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没有去查）。五大后的常委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八七会议选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六大后的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向忠发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还有一说，会后不久又补上王明），还决定改常委会主席为总书记，仍由向忠发担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一直称向忠发至死的职务为主席，但并未说明根据，恐非事实）。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的联席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书记处，博古继续任总书记（书记处称作常委时，博古只称书记）。这都是报经共产国际批准过的。
对《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以及《文献》其他内容，还可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第一，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的领导，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举，起码从五大算起就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
第三，既然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顶头上司的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作出的《遵义会议决议》又怎么会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有案可查的常委会及其扩大会的召开和作出的决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一个走向成熟的党，连领导核心的名称还“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这可能吗？
第四，“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是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档案（如各种会议记录）重要呢？还是个人多年后的回忆重要？而《遵义会议文献》的编排顺序，是看资料的准确程度和参考价值，还是看后来的官职大小？难道会议主持人秦邦宪会后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还不如被“扩大”进来参加会的聂荣臻四五十年后的回忆重要？无论什么时间和场合，毛泽东都名列第一，这种规矩是怎么立下来的，合乎历史主义吗？
第五，《文献》选材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准确”，还是只为证实陈云的《传达提纲》和《答复》以及１９８４年９月《调查报告》的结论？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等？对挑选的人又为什么只摘一方面的说法而不用或删去另方面的说法？如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话不用（包括文革期间说的“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偏要用“听毛主席的话”这类属于文革时的语言？为什么伍修权两次提到的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的话被删去，却选用大可怀疑的《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和关于“王明那一套”的谈论？根据这样明显的倾向性选材能“准确”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再提许多，要在说明１９８４年的《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并没有解决遵义会议的一些主要问题，对“历史情况”的叙述也并不“准确”。它们本身和被《文献》采用的某些材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以此为准”和“到此为止”。
三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所以胡绳主编和党史研究室所著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书写下来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此说如非事实，当事人的毛、刘、任、陈云等怎么能不纠正，反而会认为“写得很好”？）“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兹不一一列举。张闻天的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总之，总书记从来没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难道那时对博古不是称总书记同志，而是称负总责同志？这能叫上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