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和凤鸣著《经历——我的１９５７年》
时间：2021-07-12 04:01: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我近年读过的书里，和凤鸣的《经历一我的1957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是最使我惊心动魄的一本。作者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她是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在这本书里，她把她在从1957年到1961年几年间的遭遇细细写出，这几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包括了正史上所说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自然灾害这些史事。这本书提供了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具体个案。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反出了55万多名右派分子。他们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呢?且从这书里举几个例。
作者所在的甘肃日报社反出了11名右派分子。为首的一名是作者的丈夫王景超。他的两篇杂文和会上的一些发言，成了他最重要的右派罪行。而这两篇杂文，一篇1957年5月26日见报，已在决定反右派的党内秘密指示下达12天以后了。一篇1957年6月5日见报，3天之后反右派斗争即公开发动。可以知道，发表之时就已经内定为“毒草”，为供批判的靶子哩。可是为了麻痹他，还给他发了甲等稿费，领导还满脸堆笑的动员他多写，多发言哩。
总编室有一个小青年杜绍宇，平时同王景超有些接触。领导上找他谈话了：“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杜绍宇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的信任和开脱，于是即按照领导的要求写了些材料。这一下好了，甘肃日报社揭发出了一个以王景超为首的“黑社”，而杜绍宇呢，就是这个“黑社”的主要成员!
编辑杜博智是个年轻的党员，每开会都积极发言，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他在整风学习会上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导却不是选举的，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人就选不上。”汇报上去，变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再上纲上线，就是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他就这样成了右派分子。
和凤鸣被送到农场去劳动，在那里，接触到一些外单位的右派分子，他们又是怎样成为右派的呢?张掖市医药公司的右派分子石天爱，是军阀石友三的女儿。尽管她在“鸣放”中没有什么右派言论，还是因为这个家庭出身被划为右派了，她自己说，她是“天生的右派”。
地质勘探队145队的徐福莲，一个才二十岁的年轻母亲，硬给正在哺乳的女婴断了奶，送来农场改造了。她成为右派，是因为有人揭发她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还有“教授治校”等等。其实，那时她生过小女儿不久，心都放在小女儿身上，很少看报，不知道“鸣放”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党天下”、“教授治校”是怎么回事。她问和凤鸣：“我们都是因为右派问题才受处分到这儿劳动的，可我到现在也没弄懂，右派到底是个啥问题，干了什么才叫右派，你是报社来的，你说说看!”和凤鸣告诉她：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个答复吓得徐福莲的脸色陡地变了，喃喃地说：“我们都是反动派……”
这徐福莲还不是这书中写的最年轻的右派分子，安西县的小学教员王桂芳，才十八岁。她看到单位上公布的选民名单没有自己的名字，就去问。领导上说：“你还不到十八周岁，怎么有选举权?你没资格。”她回答说：“我不到十八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领导上虽然无言可对，还是把她送到农场来劳动了。
书中写的诸如此类的个案还不少，引不胜引。看到这些个案，我就想到，当年只划出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来，是受到了中央最高领导人所编预算的限制，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确定的指标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当年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划出五十多万，已对“百分之十”的上限稍有突破，够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限制，采用诸如此类的手法，要再多划两三百万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这一大批人，给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成了政治的贱民。他们本人，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态面对自己身份的这一变化呢?和凤鸣说：“此时，由于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作用，我和我的难友们有时也真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不少污垢，遇到大风大浪未能站稳立场，所以才陷入了右派的泥坑，而劳动人民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确实也想诚心诚意地通过艰苦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新人，改造成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人。”具体地说，就是争取摘掉头上的右派帽子。劳动中的也好，生活上的也好，精神上的也好，什么困难什么压力都得咬着牙顶住，不这样就怕“表现不好”，影响“摘帽子”。和凤鸣说：“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某场长——以后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
盼到1959年10月1日，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的应景文章，宣布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使这些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们产生了希望，可是结果呢，她所在的这个中队里，四五十个右派分子只给一人摘帽，实际上只是对这些人的戏弄!在她经历了更多苦难之后，终于想清楚了，她说：“我们当时竟还那么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竞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在右派分子投入改造之后不久，“大跃进”又发动了。和凤鸣说：“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
大跃进对农业的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持续3年的大饥荒。各地都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惨案。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我看见过好几种不同的数字，这里只引一个最少的数字。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1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遇上荒年，灾区的农民常常是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以图逃出一条活命。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却是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没有外出逃荒的可能，面对饥荒，就毫无躲闪的余地了。王景超这时，正好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