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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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等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组织准备，决定了党和国家的一些大事。
数易召开时间
1952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依据我国当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决定于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委发出了召开这次会议的通知。通知对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议程和代表产生的办法、名额，作了具体规定。代表名额定为331名，除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70人外，余下的261名代表由下列党的组织选举产生：1、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选举代表30人；2、各中央局共选派代表30人；3、各省市区党委共选举代表141人；4、军委系统党的组织选举代表50人；5、共青团中央委员会选举代表10人。通知拟定的议程为：甲、政治报告；乙、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制定宪法问题；丙、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报告；丁、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戊、补选中央候补委员。
通知发出后，各地、各部门、各系统党的组织做了充分准备，然而会议却未能如期举行。对此，1954年2月6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作过如下的说明：“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为了讨论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及有关的各项问题，中央政治局曾于1952年12月1日决定：在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根据中央的决定，各级党委参加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已全部选出。但由于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及其他有关文件没有准备好，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未能如期举行。”会议上，刘少奇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并请求全会予以批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再次改变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时间。1954年7月23日，中央发出通知：“党代表会议因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八九月间拟不召开。”这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再次延期，推迟到1955年3月21日才在北京召开。
这次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进行了11天，至3月31日结束。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62人，全国党的组织所选出的代表257人。
会议共进行了3项议程：（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认定及处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三）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并形成了决议。
一五计划草案
会议上，陈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报告对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概要和编制情况及在各方面的若干意见，前两年执行的情况和经验，对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对为圆满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应实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充分说明。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水平。
党中央当时确定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首先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工业化，需要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其次，当时国际局势紧张，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也迫使我们必须考虑加强国防现代化所必需的重工业建设。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发展的速度是高的，尽管如此，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因此，党中央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但是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正确估计我们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增长的可能性。无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或者是社会主义改造，都只能逐步完成，在任何一方面的急躁冒进，都是错误的。
党中央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当时有一种意见：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何必急于工业化呢？党中央坚决地驳斥了这种单纯依赖外援的错误意见，指出当时苏联援助了我国156个建设项目（其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开始建设的为145个项目），这些建设项目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但是，这还不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矿山扩建新建项目的全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45个建设项目的投资只占国家全部工业投资的41.6%，全部工业投资的58.4%是我国自己的。党中央指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他们对我国的经济援助，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应当更加努力建设，而决不应当坐等外援。
党中央还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历史证明：党中央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
认定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及处理措施
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用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罪行，叙述了党和他们斗争的经过、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采取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并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
决议指出：高岗的反党活动已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根据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从1949年起，高岗就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诬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言论，在同志中挑拨离间，煽动对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形成自己的反党宗派，把东北地区当成他的独立王国。高岗在1953年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反党活动更为猖獗。
决议明确认为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石在1943年至1953年的10年间曾多次为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阴谋手段。他在华东工作期间曾在公安部门大批使用国民党特务分子，造成重大的危害，并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1953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结成反党联盟，利用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到现在，饶漱石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