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对苏联援越“联合行动”缘由
时间：2021-07-11 12:02: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61年5月,为防止胡志明在北越成立的越南人民共和国统一南越,取代法国控制南越的美国发动了所谓的“特种战争”,即提供武器和金钱,派遣教官和顾问,装备、训练并直接指挥南越傀儡政权军队镇压南越人民,阻止越南南北统一。
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支持。1962年夏,在中越两国领导人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南越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1963年3月,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
1964年初,美国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主动提出对越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越南北方,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与中国积极援越抗美相反,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实施同美国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脱身政策”。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苏联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几乎不值一提,在援助越南抗美斗争问题上当然不会有什么“联合行动”。
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事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导致越南战争扩大化。10月,苏联发生领导人更迭,新上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转而对越南战事采取“插手政策”,加强对越南北方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这时,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在越南的影响,苏联提出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1965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访越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分歧撇在一边,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倡议。中国方面断然拒绝,表示希望他们切实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而不要拿越南问题去同美国做买卖。柯西金表示同意中方的意见,声称苏方“不会拿这个问题去同别人做买卖”。当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在莫斯科单方面召集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史称“莫斯科三月会议”),讨论援越“联合行动”事宜,遭到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抵制。
1965年4月3日,苏联又提出举行(北)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中国还是没有接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为此来信指责中国。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回函予以驳斥,指出:“我们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在政治上同美帝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则实行军事控制,把我们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而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国当年为什么坚决拒绝苏联援越“联合行动”的倡议呢?
中国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革命的联合,是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
当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坚持这一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革命的联合,是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为了实现这样的联合,必须毫不含糊地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据此一条,中苏联手援越的可能性就等于零,因为那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中国视苏联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已经和革命挂不上钩了。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派出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等组成的代表团与会。2月24日夜至25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另外,苏共二十大报告对当时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1)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认为“能够共处”、“进行经济竞赛”;(2)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即“和平过渡”,而不一定采取十月革命式的“暴力过渡”。
对于苏联大批斯大林,中国没有苟同。1956年4月、12月,中共先后发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郑重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对于苏联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处”、“和平过渡”等观点,毛泽东更是不能接受。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批评了苏方观点:“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可以说,从这时起,毛泽东已经认为苏联党和国家开始滑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当年11月,勃列日涅夫等当面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一再断然声明: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这样,中共得出结论:“苏共新领导忠诚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变成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既然如此,坚持“革命的联合”、“原则基础上的联合”的中国当然不会与苏联联手行动。
中国认为:苏联“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当时,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等鼓吹“联合行动”的一个论据是,所有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对此,中国领导人一方面承认“本来,各国共产党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共同的纲领’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宣言(引者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引者注: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另一方面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彻底背叛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综合勃列日涅夫等提出的种种观点,中国领导人得出结论:“苏共新领导坚持和发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呢?还有什么联合的共同基础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就根本不是像苏共新领导说的那样,什么‘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而是在当代一切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有互相分开的东西,没有联合起来的东西,有对立的东西,没有共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