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
时间：2021-07-09 00:03: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
【关键词】理论驱动 大国崛起 美国经验
【作者简介】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047-18
在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思想崛起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维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学界更多强调美国崛起的力量因素，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世界大战的影响上，放在对美国战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考察上，甚至有人将美国崛起看做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 实际上，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忽视其“理论准备”是不应该的。在国内，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研究员在谈及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时，提及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美国崛起的理论准备，强调了这一“软件准备”对美国崛起的意义。
作为一国崛起的“必备软件”，理论准备对于一国崛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力量对比结构，挑战既有的利益格局，引发价值原则、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激烈交锋。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在国际舞台上崛起，除了获得必要的物质力量支持外，还必须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马克斯·韦伯曾断言：“社会科学总是为某特定的观点而述。” 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进一步解释说：“理论总是为某些人和某些目的服务。”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诉求和特殊目的，而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科学意义，这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一国的崛起从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思想的崛起既能为国家的崛起提供合法性佐证，也能提供智力支持。本文考察美国崛起过程中的理论准备经验，并对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提供启迪和借鉴。
一、理论问题：美国与世界的关系
事实上，人们关于理论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在大陆哲学影响下，欧洲学者在提及理论时，更多指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比如批评理论、后现代理论、现代性理论等。美国学者在提及理论时，更多是一种对现实做出规律性解释的产物。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谈及理论时，均强调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性功能。 华尔兹甚至认为，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称其为理论，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超越这些条件，就只能称其为解释学、哲学或历史等。 在中国理论界，理论更多是指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是一种为社会实践提供行动指南的一系列指针。 不管该理论是不是能解释现象，只要能够用来指导实践，就是伟大的理论。然而，在西方国家，作为一种规律和法则集中的知识，理论一般不用来指导实践，而是用来解释现象和回答问题。尤其是在经历了行为主义强调科学方法的洗礼后，理论在西方国家距离现实就更远了。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柯庆生就认为，国务院绝对不会以某一个理论为指导来制定政策。 因此，在分析国际关系理论在美国崛起中的角色和影响时，必须准确把握美国人对理论的理解；对美国人而言，理论管不管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能不能解疑释惑，回答问题。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后发国家，美国不愿意卷入国际事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离职之前曾经留给美国人一篇“告别演说”，由于确信欧洲专制国家之间必然进行利益争夺，他警告美国不要介入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免引火烧身。 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渗透的思想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孤立主义”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华盛顿的继任者们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金科玉律。不论欧洲大陆风云如何变幻，美国人一直避免介入欧洲事务，与法国等欧洲列强相安无事。此后一个世纪内，美国不仅恪守不卷入欧洲冲突，而且坚持不主动跟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强权硬碰硬的“门罗主义”；在西半球事务上，努力对欧洲列强采取和解方法，解决彼此可能的冲突。比如在1868—1878年的古巴危机中，当古巴叛军求助时，美国政府拒绝行动，理由是害怕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当时西班牙的军事力量被公认超过美国。即便与“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发生冲突，美国也坚持不触及底线的原则，在阿拉斯加等问题上倾向于采取试探性立场与和解策略。
随着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战后重建进展迅速，经济快速增长。在经过了“镀金时代”之后，美国成为西方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美国的国内制度体系日益完善，国力日益强大，在外交上开始突破孤立主义。美国突破孤立主义的历程，从根本上来说与世界大战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战后，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杰出代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满腔热情地来到欧洲，向欧洲各国开始推销他们的“自由民主体制”，力图在国际上推行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外交，“威尔逊及其支持者已把国家的尊严和所谓人权作为他政策的赌注”。 威尔逊主义植根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该理论推崇普济主义和个人理性行事，自信其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此种秩序方案是极其脆弱的，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开、航海自由、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等原则都与英法等国的秘密外交、殖民统治、海上霸权、肢解德国等特权政治思想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国家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深受打击，但依然是海陆强国，虽然它们表面上同意威尔逊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早已与美国同床异梦。最终，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制度的大角逐，动员了几乎全世界的资源，爆发了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了国际联盟治理下的民族自决秩序的破产，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国秩序和霸权政治的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