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表象·操纵
时间：2021-07-08 04:02: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雷蒙德·威廉斯作为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其一生治学的卓著建树在于，针对电视所带来的对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影响，有创见性地给出了基于科技与社会这一因果核心的理论支撑。威廉斯的电视理论中的三观——地域观、表象观、操纵观——随着后现代理论的崛起，虽然其基本理论仍然适用，但是，由后现代视角观察，其三观已经逐渐式微。而针对威廉斯电视理论三观给出后现代新解，对于规训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与规范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无疑有着划时代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威廉斯地域观悖论及其后现代新解
（一）威廉斯及其电视理论撮要概述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系伯明翰学派创始者与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一生治学精勤的威廉斯挟此双重身份，上承法兰克福学派，下启后现代学派，笔耕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在电视理论界尤为卓著。在其生活的时代，威廉斯亲眼目睹了二战以来电视大爆炸式发展的魔力，当时人们经常用“电视改变了世界”一语称道当时电视媒体的空前盛况，这种空前盛况深深地钤印在了威廉斯的脑海里，为其日后提出科技与社会这一电视发展因果理论打下了坚实的识解基础。在威廉斯生活的那个时代，收音机与电视机你方唱罢我登场，其相似的科技先于文化的发展历程亦给威廉斯带来了更加进阶的理论启迪，显然，电视的出现远比收音机更加迅速地改变了观众与社会、科技、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二）威廉斯地域观悖论
威廉斯以其破天荒的电视理论而被誉为20世纪的预言家，威廉斯的电视理论，有着跨文化性、跨主体间性、跨制度制约性等极具个性化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对于更加深入地研究电视理论至关重要。而电视理论研究的偏颇，不仅可能给中国电视发展带来偏颇倾向性的负面影响，而且亦有可能给中国电视带来发展的错误指向。因此，理性辩析威廉斯电视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电视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威廉斯电视理论中的地域观明显有着囿于时代、囿于文化语境、囿于政治色彩的局限性，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经济极度发达，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其电视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受其自然地域色彩與国家政治色彩影响的那种惯性化的踵继性，尤其是威廉斯的电视理论更是凸显了一种文化地域观，然而威廉斯却在其论著中刻意地追求一种文化由地域观中出离的文化共性追求。[1]由此可见，威廉斯的地域观有着出乎其中，囿于其中，却试图游离其中的悖论性。
（三）威廉斯地域观悖论式后现代新解
从学理而言，威廉斯的地域观，有着较为局限的异源性、异质性、异制性等时代特质，从文化源头观察，威廉斯的地域观机械于文化唯物主义，试图将电视视作一种文化与艺术之间以某种形式游离出来的中介，这种机械式强加于电视理论的中介式诠解，显然有悖于后现代电视理论的文化一体化引申。而从文化本质观察，我们看到，威廉斯地域观的本质在于其以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地域、文化与制度的绑定性，揭示电视理论的运动性与过程性，但由后现代电视理论观来看，这恰恰为电视理论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性、地域性、制度性等的理论约束。而若从形制差异性观察，威廉斯地域观的方法论中的两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就是其构形理论与感觉架构理论，这两个理论均能够深入到理论的结构层面，但却忽略了电视理论的超越感觉的意象层面。
二、 威廉斯表象观悖论及其后现代
（一）威廉斯表象观
由威廉斯的地域观可见，其电视理论的地域观是其后续电视理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威廉斯更提出了表象观与操纵观。而实质上，恰如威廉斯所言，无论是表象观还是操纵观，其实都只是地域观的两种不同面目，或者说是两种衍生出来的表现形式。表象观是威廉斯电视理论在地域观之后渐次沉淀的结晶，表象观表达了威廉斯视野超出时代限制与识解诉求的一种学术上求索的初步升华。这样的表达出自于20世纪中叶的学者之手，实际上已经非常难能可贵，威廉斯亦因此而被誉为“时代的预言者”，对其的这一赞誉主要是针对其在电视理论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与学术贡献。威廉斯的表象观在其《传播学》专著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拥有严重政治倾向的威廉斯更注重文化表达，威廉斯更将文化表达加以表象化，以此提高其作品的涵盖广度与深度，这在其同侪中是极为罕见的。
（二）威廉斯表象观悖论
电视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已经成为后现代百姓生活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要素。电视艺术以其他文化景观所不具备的传播优势，占据了传媒制高点已近一个世纪，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电视艺术正在面对着来自新媒体、数字媒体、自媒体等诸多方面的生存压力与生存挑战。而为电视艺术提供理论支撑的威廉斯电视理论，在后现代亦已开始遭受到来自学界等的诸多訾议。威廉斯的表象观的误区显然在于其过度的理想化，亦即其表象观建立在一种幻想型的信仰系统之上，这种幻想型的信仰系统与真理性和科学性有着客观认知与主观识解的双重矛盾。因此，威廉斯的表象观若以学界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衡量，显然有其有失客观性。其实早在18世纪中叶，最初由蒂斯特·德·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的时代起，就为依附于意识形态的表象观带来了无法调和的争议。[2]
（三）威廉斯表象观悖论式后现代新解
威廉斯的表象观亦囊括了其自我本体的经验之谈，例如，在其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雷蒙德·威廉斯论电视》一书中，即在阐扬电视理论场阈而外，更将其观看电视的自我本体的切身体验融汇贯通于其间，换言之，威廉斯以其自我本体与电视理论的对话，进行了个体体验与其电视理论对话基础之上的反思，而恰恰是这种反思带给了踵继其后加的后现代电视理论以超越批判的模式转换与电视理论规范。而将这一电视理论置诸后现代，不难观察到，威廉斯以及与其同时代的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理论上有着文化同化与文化异化的互补性，而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后现代时代，这两种电视理论均将为后现代的电视理论的文化归化所消解，而威廉斯一力主张的电视社会化的电视理论亦在大传媒时代，为自媒体、新媒体、数字媒体等的无极化所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