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政治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时间：2021-07-05 04: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探讨中国的外交对目前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和外交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国意识、灵活务实、和合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文化；外交文化；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066—03
政治文化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他率先使用“政治文化”后，这一概念迅速为政治学家们普遍接受。
外交学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总是一定的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的体现，而对外政策又是首先通过统治集团或政治家、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活动形成的，先有外交思想，然后进一步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对外理论和对外意识形态，形成外交战略。”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乃至广义的文化来进行考察。因此，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的外交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及当代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国意识与中国古代外交中的“朝贡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大国意识，直到清朝末年，中国人还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沉溺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这种意识对古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影响了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模式。
中国本来就是大国。不但如此，几千年来原只有一统天下的概念，华夏中心，四方夷狄，在此之外还有什么就很模糊了。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更是无与伦比，只闻以夏化夷，从不闻以夷化夏。中国人一直追求的是天下归一和大同世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世界大同是“求一”思维，整体思维。“平天下”实际上是想“定天下”，是纵向的控制与稳定。中国的大同思想理想色彩浓厚，虽不存在现实可操作性，但就理想境界而言，则是有终极意味的。
与大国意识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近代之前冲国人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自豪感从历史上说，比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种族优越论在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特点更注重文化方面。多少次，“夷狄”能以武力征服汉民族，乃至入主中原，但是终于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满清也不例外。
这种大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对中国古代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认识的世界体系是古代中华帝国体制的外延：朝贡体制。这种朝贡册封体制形成于公元6—7世纪，崩溃于19世纪。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历史体系。”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中国文明几千年来都是整个东亚的文明中心，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基本不存在能够与中国文明抗衡或并驾齐驱的独立文明，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落后的四裔，位于这个世界秩序顶点的中国皇帝则是“天下共主”；离中国越远，则所受的王化越少，因而也就越野蛮，最远的则是“化外蛮夷”。18世纪清人对世界的正统看法是：“大地东西七万两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朝贡体制为的是中国获得国内稳定和繁荣的外部安全；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国的朝贡国或者王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结果，周边国家尊重中国皇帝，不断向中国表达善意，加强了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中心位置。
中国的这种民族心态不仅表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在同西方新兴主权国家交往时也带上了大国心态的烙印。虽然地理大发现后，富于冒险性、开拓性和扩张性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兴起，并且将活动范围延伸到中国沿海地区，但中国的统治者却依然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将新兴西方国家等同于周边的落后“夷狄蛮貊”，将他们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看作是“航海远来，倾心向化”，将他们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的对华贸易当作天朝自古以来对四夷的朝贡关系，还认为朝贡对蛮夷来说，这是一种恩赐。
这种“天朝大国”、不切实际的民族心态与意识不仅影响了中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也阻碍了中国自身现代化的进程，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灵活务实与中国外交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不乏理性思维，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论证人事的原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中国文化以解决社会人生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注重实用，讲求务实成为中国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这种传统，体现在外交战略上是注重灵活性、坚定性和务实性的统一。当代中国外交充分体现了这种风格。
当代中国领导人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务实的风格，将之运用于外交战略中，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外交灵活务实的风格，使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战略达到原则性与灵活性、务实性的辨证统一。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涉及世界大局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方面，中国政府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予以维护，对不论来自何方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侵犯和破坏行为，都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那些与中国利害关系不大、不直接，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无大碍的争端和纠纷，中国政府则适度超脱，相应灵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相机行事。
中国政府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首先体现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同世界其它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大29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s个。针对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努力争取在各方都能接受的条件基础上解决这类争端，另一方面主张在解决钓鱼岛和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等问题上，可以先采取“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这是中国政府在解决领土纠纷问题上的一一个大胆设想和创举。这一处理领土争端的方式不仅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