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
时间：2021-07-03 20:00:2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传统因素，在干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超强社会聚合机制”，但这种机制随近代历史大门的打开和现代化的推进便逐步被打破。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在自觉民族认同的确立，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内合聚兮力及其经济基础的改造等方面，都使自己的民族凝聚力得到了更新和重构，这一更新和重构是成功的，从而保证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增强，但留有的缺夫和问题也需我们认真检省和应对。
关键词：中华民族 凝聚力 民族认同 民族精神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中华民族”既是中国各民族的通称，又具有一定的实在性，属国家层次上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凝聚力有其历史的传统，也有现实的特点。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其民族凝聚力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更新和重构。
一、传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很强的凝聚力。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讲：“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一评价不失公允。但论及这种强大凝聚力的维系因素，则不能不推究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民族关系。
1．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是这种文明的基本经济形态，而建立在这一经济形态之上的国家体制则高度集中和统一。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足使他们互相隔离。”因为小农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一般可以满足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有条件将自己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即便出现常有的土地兼并，形成豪强割据，他们仍能自成一体，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天然具有的这种独立性、分割性使得建立其上的政治体制必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有效地统治民众，调动社会，完成国家所应承担的使命。自秦朝连立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专制程度逐步加强、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它的权威性和运作的有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运作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国社会的凝聚作用也是汲为有效的。
2．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社会有着强大的凝聚作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宋克服它所具有的离心性，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电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来维系它的存在和稳定。始自汉武帝时代的“蚀尊儒术”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是因粉它最适合古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既是一套政治规范，又是一种道德伦理．正是维护以主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此外，“大一统”观念，宗法意识等也对专制统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化作用、它们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护的强大精神因素。
3．中原较高文明的吸附和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互补构建了各民族之间的依存关系。中国自古多民族，而多民族的国度却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聚而不散，重要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民族结构，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周边民族有着一种持续的吸附力，而周边民族也由此不断向中原地区辐集，主动学习汉文化并努力与其同化，历史上，不论是汉族主宰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天下”，少数民族的“内附”和汉化部从未中断。以金戈铁马打入中原。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统治。但却在文化上倚重汉人，倡行“汉制”，并极力以“中国”正统自居，这在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更有着经济基础的窄固支撑。农业和畜牧业两种经济方式的互补性决定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相互依存性。“茶马互市”是农牧两种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正常形式，而“寇抄”、“侵掠”则是在正常交换中断之后，畜牧民族对农产品所需的非常性表达。所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的民族关系有着经济因素的强烈制约。
中华民族自古既有的凝聚力有其特有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支撑，是中国社会几千年“超强社会聚合机制”、的必然反映。然而，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只属于古代中国。随着近代历史大门的开启和现代化的推进，这一切部被彻底改变了：(1)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引发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趋于解体。其后，中国经济先蹒跚而行，后突飞猛进，历100多年的发展，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早已使封闭的自然经济没有了立足之地、(2)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也终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治的体制和观念已将专制政治逐出历史舞台。(3)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家店”在中国的思想统治，不论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传统儒学意识形态带来了致命性冲击。(4)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随近代国势的衰微和人们眼界的开阔早已被动摇，农业文明产生的政治吸附力也因新的生产力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而逐步终结。中国务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依然存在，但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族凝聚基础的改变当然会导致凝聚力状况的改变，20世纪初孙中山多次慨叹，“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然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尽管一度涣散，但并未崩解，相反，在1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尤其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再度得到提升，这在危及民族尊严和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发生时每每表现出来。这深刻说明，100多年来，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凝聚要素和基础，或者说，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实现了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研究这种更新和重构是认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现状的根本着眼点。
关于民族凝聚力的概念有各种表述。笔者理解，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民族自身的向心力及内部的聚合力。民族向心力表现为民族认同、民族的政治核心认同和社会主导意识认同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而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则表现为社会不同局部或群体之间的团结统一及其效应。据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上述几种认同的确立，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及经济基础的重建问题。
二、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确立和巩固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就国家层面的民族而言，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是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的。
民族认同的发生是从族别上确认“我”与“非我”的过程。促使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发生的“非我”参照物是将中国置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外国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土沦丧、主权丢弃的“亡国灭种”危机将国人的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推进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将这种认同真正建立在“民族”之上并使其得到巩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