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经济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之比较
时间：2021-07-02 04:00:2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俄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又提出改革开放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邓小平理论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但这两场革命的命运又不尽相同，比较这两场改革，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新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列宁；邓小平；新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虽产生、形成于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相距半个多世纪，但是他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成功的典范。分析比较这两场改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1 相同点
第一,历史背景基本相同。
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有其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无论是1921年的苏俄，还是刚刚结束文革之间的动乱的中国，其经济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两国人民都有尽早摆脱经济困境的呼声和要求，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顺应了这一要求，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1921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国内战争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四年的帝国战争和三年的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物资消耗殆尽。农业经济濒临破产，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根据1921年春的统计，战争使苏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14%，农产品只及战前的60%，经济损失超过了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引起农民、工人的不满，甚至出现暴动事件。工农联盟岌岌可危，国内的反动政党和国外的帝国主义武装又开始蠢蠢欲动。在苏俄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列宁果断的开始了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实施“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而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十年文革，百业凋零，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我们国家的经济同样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同时由于受苏联影响，在建国后我们就关闭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苏关系破裂后，东欧各国家的大门又关闭了。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1978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集体，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勇敢地冲破了“两
个凡是”的羁绊，吸收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的思想精华和实践成果，并从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出发，创立了自己的改革理论使之付诸实践,开始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改革目的相同。
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明确指出：“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超越人力的紧张情况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只有随着恢复工业所取得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依赖……。”邓小平在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时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更好的发展上。”“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由此可见，列宁和邓小平的改革都是为了迅速解放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政策内容基本相同。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措施来看，列宁和邓小平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同一性。
两次改革都是以农业为突破口的，都是从农村开始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到：“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式：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邓小平在改革五年后总结到：“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的人口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的……”。
列宁和邓小平都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放开所有制形式，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十月革命后，俄共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只容纳公有制一种形式，或迅速向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过渡。但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发现，从小生产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他指出：“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在列宁的鼓励下，到1922年上半年，苏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已达257个，到1922年底，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8.5%,城乡个体小生产也日趋活跃。邓小平主张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1984年他指出：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头是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1992年南巡讲话时，倡导多搞三资企业，搞活中国经济。在邓小平这些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推行各种所有制形式合理配制、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他俩的作法均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形式，但实践证明这种开放的所有制形式正是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
列宁和邓小平这两位伟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都逐步认识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经济手段，而不是资本主义专有的。1922年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允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竞赛。” 他认为商品经济是解决苏俄经济建设困难的有效手段。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过程中，苏俄在商品交换问题上经历由允许实物交换到允许经过市场、货币、商人的真正的交换过程。到1921年底，苏俄的经济就已经全面地走向了市场化。列宁自己也明确地宣称：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已经是“市场，商业”，他指出“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必要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列宁引导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化过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奉行实践优先的指导思想，使苏维埃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邓小平在1979年明确指出：“说市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可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1985 年，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看作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另外，在分配制度上，列宁和邓小平都打破了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商品货币关系上，充分重视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以商品、货币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对外政策上，注意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