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崛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时间：2021-07-02 04:00:0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大国崛起必然要从区域走向世界，成长为世界大国并发挥领导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所必经的发展逻辑。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的外交政策，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地区政治结构以及国内诸因素的必然产物，体系层次结构构建了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变量要素。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并成为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动因。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妥善处理了美国的周边关系与地区关系以及域外的大国关系，为美国崛起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美国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保障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安全；强化了美国在崛起中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保障了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日渐增长的经济利益及秩序。
关键词： 美国崛起；门罗主义；外交政策；西奥多·罗斯福
20世纪初美国处于确立地区主导大国地位进而走向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关键期。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长，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着眼于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对美国长期以来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门罗主义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拓展延伸，提出了著名的“罗斯福推论”，从而把门罗主义的目标由地区防御型转变为地区主导型发展战略。“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为排除欧洲国家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而提出了‘门罗主义’。不过在欧洲势力退出南美之后，‘门罗主义’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美国开始在政治与经济等领域对拉美不断施加‘影响力’，最终使‘门罗主义’成为了‘美国霸权’的一个代名词。”①
自19世纪美国门罗总统发表《门罗宣言》以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门罗之后历届总统都通过继承和丰富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来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罗斯福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为美国20世纪的大国崛起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地区环境，同时维护和增进了美国不断扩张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崛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发展定律看，它们都将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需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地区的多边关系以及与传统大国的关系，由地区主导大国走向世界大国，最终完成大国崛起的历史发展进程。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发掘过去，也就是理解当下。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需要处理好周边国家关系、地区多边关系以及大国关系。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对于当今中国崛起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体系层次结构：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分析架构
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而言，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将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释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与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也将国家、政府、决策者等单元层次上的因素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却又比古典现实主义者更具备方法论的研究意识。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体系结构是塑造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因素的假设，并将它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在新古典现实主义那里，“外交政策理论首要的使命是对国际体系在国家行为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作出回答，因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将决定其所拥有何种一般性的特征。然而，要增进对国家理解和回应外部环境的认知则需要更进一步解析决策者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元层次的变量在传到体系性压力中的作用。”②这样以来，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探索过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采用内嵌式纳入国内变量的理论构建方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外交政策理论分析框架。
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理论路径是：“肯定国际结构对外交政策大方向的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国内因素的影响，结构信号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至决策者或者结构本身没有给出应如何回应的确切信号，因此要理解外交政策，必须解释哪些国内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结构信号的传达和回应。”③在其基本理论假设中，该学派指出，“对外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之内和两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权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选择，但是按照认知、价值观等国内因素做出的选择同样能够影响对外政策。”④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主张“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资源以支持这些战略”⑤。
新古典现实主义明确指出，正是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推动了国家对外政策这一必然结果的产生，在这一基础上界定其理论分析的三大变量关系，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具体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因素是自变量，国家对外政策是因变量，而国家单元因素则是干扰变量。国内因素不仅影响对外政策决策者对体系结构信息的认知和判断，同时还影响着政府动员国内资源去应对体系结构压力的能力。在处理国内变量与体系变量二者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一直坚持国际体系结构因素的主导地位，国内变量对结构压力起到加强、传输和削弱的作用，影响着国家对体系结构的反馈。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核心自变量可以概括为“经国内要素过滤后的相对实力结构”⑥，这才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形成变化的真正动因。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认为，外交决策实际上是由国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做出的，因此决定外交政策选择的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结构即各个国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还有决策层对于这种结构的认知以及他们能够动员国内资源去应对来自结构压力的能力。因此，分析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在了解国际政治结构的基础上，还必须考察国家内部的观念和政治结构等要素。
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家层面的因素以内嵌的方式融入到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之中，大大提高了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化程度。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代表主要有施韦勒的 “利益平衡理论”、法利德·扎卡利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杰弗里·特里菲拉的“资源汲取模型”和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等。施韦勒的“利益平衡论”认为，由于国家行为偏好和目标的不同，面对相似的体系结构压力时对结构压力的认知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扎卡利亚所提出的“政权中心型”现实主义认为，“如果社会资源可以被国家政权以更便捷的手段占有，政府可以拥有更加集中和统一的决策能力，那么国家的外交政策才可能对既有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更为直接的回应。”⑦特里菲拉的“资源汲取模型”则指出，国家政权从国内社会获取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柯庆生的“国内动员模型”则强调，“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能会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应的长远战略，而如果这一战略与国内政治环境产生对立，决策者会为了确保长远战略的实施而进行国内政治动员，不过此举也可能导致国家在某些领域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会与既有的国际结构体系相背离。”⑧这些理论大都从对国内干扰性变量在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入手，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家行为动因上的缺陷，全面客观地解释了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对外政策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