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外交”：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王牌”
时间：2021-07-02 00:02: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里，熊猫和长城再次担当了中国象征的角色，成功演绎了一场新的“熊猫外交”和“长城外交”。
早在1957年，熊猫“平平”就作为特殊国礼，被送往苏联。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熊猫担当了中国“友谊大使”的重任，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一股“熊猫热”。1972年4月，在尼克松访华两个月后，“玲玲”和“兴兴”乘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入住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受到尼克松总统夫人和8000名美国观众的冒雨迎接。同年10月，在一个战斗机编队护航下，“兰兰”和“康康”乘专机进入日本，入住上野动物园。在随后几年里，“燕燕”和“黎黎”远赴巴黎，“佳佳”和“晶晶”入住伦敦，“迎迎”和“贝贝”前往墨西哥…… “熊猫外交”为我国开拓对外交往新格局做出特殊贡献，受到国际广泛赞誉。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1974年10月7日.中国政府送给联合国的两件礼品——《长城》大型艺术挂毯和牙雕《成昆铁路》赠送仪式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厅隆重举行。《长城》挂毯雄伟壮丽、气势磅礴，至今高悬在联合国总部北休息大厅。
“长城外交”同样是中国外交实践中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但与“熊猫外交”相比却较少被人提及。长城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名片，应当在新时代的国家外交中发挥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
人们往往只把长城看做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现在看来，对长城仅做这样的理解和诠释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长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其建造和使用的跨度前后达两千多年。必须认识到，长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崇尚和平、以和为贵、和谐共存的价值观念和治国方略，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东方和平之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步入新时代的今天，全面推进具有鲜明特色的“长城外交”，可以实现多重战略价值：弘扬长城蕴含的和平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诠释和平发展道路，助力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和平大国形象，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营造国际友好环境。
长城的和平文化意蕴
中华文明历来推崇“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德化人的和平理念，对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是努力化解、有效控制风险，追求“不战而胜”，或以文武并用手段实现和平。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历代王朝坚持不断地修建长城，以求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化解冲突。因此，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本体基因，把握好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才能真正理解长城文化，特别是长城文化的和平意蕴。
长城与墨子的和平思想具有密切联系。长城与墨子和平思想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都是源于對战争的防御需求。墨子谴责对弱小国家的不义之战并尽力制止，他的“非攻”军事思想的目的是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和平社会。同时，墨子思想对长城的修筑也有突出贡献，例如选址和筑城都遵循“难攻而易守”、“诸外道可要塞以难寇”的原则，长城长期防御的目标也符合墨子“城厚以高，壕深以广”原则。长城作为永备军事防御工程，体现了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墨子也是世界和平主义的理论先祖之一，他的思想也是当代国际和平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参考。
长城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和平治国理念。中国早期典籍《尚书》中就表达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此后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这种理念始终贯穿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实践，使中华文化持续积淀和平文化意蕴，从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文化基因。
面对北方游牧部族的威胁和侵掠，古代中原农耕政权都采取“弭兵”“怀柔”“和亲”“互市”“朝贡”等和平策略，这种策略直接影响了修筑长城、利用长城防御的国家决策。很多王朝对是否修筑长城有过激烈论争，但最终决策都是选择修筑。虽然这样的决策考虑了战争能效比以及国家的财力情况，但最根本的原因仍是和平治国理念。其中，儒家的和平论倡导秩序，道家和平论取法自然，墨家则是行动的和平论，都具有鲜明的反战内涵。儒道墨三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和平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战争，但中国人天生是爱好和平的。”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和平之盾”。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明朝，长城的根本作用始终是抵御北方外敌的侵扰，保护中原农耕地区的安宁。西汉晁错曾清晰论述修长城的目的是“保境安民”。在漫长的历史中，长城确实发挥了对冲突和战争的威慑与遏制作用，化解了无数次的冲突。事实上，长城地带出现战争的年代数量比例非常小，绝大多数的年代都是和平态势。
长城体现了民族融合与和解宽容精神。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少数民族政权都推崇和解与宽容精神，并采取措施协调民族关系。和亲、互市、朝贡、馈遗、封赏，都是长城沿线协调民族矛盾的有效措施。长城区域如同中华民族的大熔炉，历代游牧民族和长城区域的汉族和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发展，而无论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政权统治长城区域，都认同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平治国理念，这是长城区域长期延续的民族大融合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