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清使臣议会书写之特点
时间：2021-06-28 16:0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 要 19世纪中后期，晚清使臣开始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后的西方世界。斌椿、张德彝、郭嵩焘、戴鸿慈等9位使臣在其使西日记中对西方议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记述。使臣们议会书写之特点与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所秉持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个性品质、精神诉求以及出国前后思想态度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特点
作者简介余冬林（1972—），男，九江学院文传学院副教授，专门史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雷红英（1972—），女，九江学院文传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文学。（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项目“传统与现代之间：晚清使臣的议会书写”（项目编号：12LS11）；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项目编号：07JZD0040）阶段性成果。
晚清外交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61—1875年的尝试阶段；1876—1894年的创建阶段；1895—1911年的发展阶段。斌椿、志刚、张德彝三位旗人使臣可作为第一阶段的代表；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可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载振、戴鸿慈和载泽等可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一、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使臣议会书写流于表象
在1866年斌椿使西之前，不仅传统的华夏地理中心论被打破，而且外交上和文化上的“夷夏之辨”亦开始动摇。检索同治年间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张德彝的使西日记，不难发现“夷”字少见使用，即有使用，亦不用来指称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使西日记所使用的议会术语主要有“会堂”、“议事厅”等，而同一时期的《大美联邦志略》、《万国公法》等则已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国会、议会、议院等术语。结合斌椿出国之前曾获赠《联邦志略》，志刚、孙家谷等在著述中明确提及《瀛寰志略》（志刚还提及《英国志》）等情况来判断，这批使节（主要是旗人）虽然接触过一些西学书籍，但是他们对其中所记述的西方政治制度基本处于隔膜状态。换言之，当时有关西方议会制度的记述尚未引起他们的关注。
同治年间的晚清使臣斌椿、志刚、张德彝等，一方面对西方事物如环境、科技等物质文化持有限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由于其坚守儒家礼义教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又将西方科技斥为“奇技淫巧”，故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记述大多较为简略，总之，他们所持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等，使得他们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认识流于肤浅和表象化，
二、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等使臣议会书写注重“通上下之情”
19世纪70—90年代的三位使臣郭嵩焘、刘锡鸿和薛福成，都不否定“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都站在传统的民本主义立场，强调议会的“通上下之情”的功能，企图借鉴西方议会制度以“民本”制约“君权”或者说两者互相制约，都较为认同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这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理解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而是因为这种制度在他们的理解中是契合儒家的“民本论”和“中庸论”的，即可避免君权独尊为所欲为，又可防止“民气太嚣”。因此，他们所认同的议院，根本不是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权力结构中的立法机关，而是供皇帝的“通下情”的咨询机构。因此，这种“议院”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有限地限制“君权”以防其过度膨胀的反映民意民情的机关。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作为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还是作为早期维新派的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在谈论议院时多以“通民情”为言，大都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称为“君民共主”，并认为这种制度有“三代”之遗风遗意。可见，这是当时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之“共识”。这种共识的时代局限性自不待言。但是，正是借助了古旧的外衣，一股突破洋务运动藩篱的潜流在缓缓迂回前行，为随后蔚然而起的维新思潮开辟了道路。
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统夷夏文化观的两大基础——华夏地理中心主义与华夏统治中心主义已经动摇，另一基础——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也不断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但是伦理价值观一直是传统夷夏文化观的重要依托，是凝聚民族力量和规范民族行为的基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已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深深扎根于华夏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这就使得所谓道德优越、文化优越的意识在中国人心目中特别强烈。”这在驻外使节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薛福成等人的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生动体现。可见，直至薛福成驻节泰西时，中国文化传统尚未遭遇深刻的危机，传统观念依然具有“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
三、载振、戴鸿慈、载泽等议会书写侧重“无损君上之权柄”
19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进化论、民权说为武器，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社会伦理，既突破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藩篱，又突破传统夷夏文化观的最后一道防线——传统伦理价值观。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和“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载振、戴鸿慈、载泽开始了他们的出国考察之旅。载振、戴鸿慈和载泽出于扶危救亡之目的，对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细致的考察，并在推动清政府立宪改革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载振、戴鸿慈和载泽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宪法”以及“议会”等的认识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他们在坚决维护皇权和宗法伦理纲常方面并无二致。因此，他们虽然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对西方“宪法”、“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有所关注，但是对这些作为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基石的基本概念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曲解或“误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其异质性和独特价值。
四、九位使臣议会书写不同特点原因分析
斌椿、志刚和张德彝三位使臣虽然囿于识见和地位，其所记述的西方议会失之于简略或肤浅，亦不受时人重视。但是，他们毕竟给晚清死气沉沉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为国人了解西方文化以及新思想的孕育和形成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时人普遍将出使西洋视为畏途的时代，他们不畏艰险勇闯异域的精神亦值得后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