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文化资源透视
时间：2021-06-28 16:00: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它的建设与实施离不开相应的法治型的政治文化作支撑。在很大程度上说，从政治文化资源中汲取有效因素是提升法治建设实效的重要路径。对当代中国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政治文化资源方面可能需要实现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夯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支点地位、借鉴世界政治文明的优秀资源等，以达成法治中国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治文化资源；时空交融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5）05—0057—05
[作者简介]王梅琳，女，中共重庆市委党校2013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王腾，男，华东师范大学2013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法治是现代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支撑。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建设势在必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法治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整合与变异、绵延与断裂的生成与成长过程。就法治建设而言，它包括自然演化和人为建构两种路径，当下的语境显然是进入了后一种路径——当然，这种路径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法治本身，更在于经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对法律统治的接受。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1]是以，法治的建构必须把握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而不能仅仅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去认识。由此，基于政治文化对法治建设的精神底蕴作用，从时间与空间融合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问题，可能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策略。
一、政治文化：法治建设的重要抓手
“文化是法治的理性和灵魂，在一定程度上，法治本身也是文化”。[2]法治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法治内涵的本身说明了这个问题。不容否认，法治生成于观念而表现为制度，是内在思维和外在行为的有机体。一方面，法治作为人类观念的产物，凝聚着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理性选择和价值追求，表达了人们对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渴望。法治的观念属性，使其天然地从属于文化范畴，从而与政治文化勾连紧密。另一方面，法治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它还具备明显的制度属性。它是人们通过一系列强制规则而对自己的生活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以一种很直接的方式，表现和确证了人的存在。可见，法治作为一种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并以特定的方式运作，实际上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甚至宗教文明等文化因子密切相关。须知文化从来不是可有可无、消极被动的一种社会存在，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着潜移默化的设计，从而形成人们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相互认同的规则原理。对此，有学者指出：“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消极抵制以及在经常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困难而丧失其效力。”[3]这说明，法治必须建立在自身制度价值与社会成员价值“最大公约数”相吻合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运作。
法治与政治文化的关联性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法治建构，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更应重视文化层面。由此，从自身政治文化资源的充分运用切入来探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十分必要的。纵观政治文化格局，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实际上主要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存在，这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逐步确立其主导地位的结果；二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即传统政治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的发展；三是外来的尤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存在，这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4]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固然包含很多内容，但在寻求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文化资源时，全盘接收显然不是良策。从时间与空间融合的视角来审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就时间维度而言，法治的建设坐标是当代，这就意味着吸收政治文化资源必须契合“现代性”这一标准。当然“传统”与“现代”相比，“现代”的力量来自于“传统”，但又独立于“传统”之外产生作用……“传统”代表连续性，“现代”则代表突破性。[5]因此，现代性并非是要割裂历史与传统，而是要求我们在选择政治文化资源时，必须以现代人的身份去反思和审视传统，而非简单地挖掘和重现传统，这其中涉及到的实质是一个主体自觉选择并加以有效改造的问题。二是就空间维度而言，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共趋性和多元性共存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在法治建设中要突出中国特色即社会主义色彩；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而应以开放的心态去吸纳世界政治文明的共有资源。当然，重塑传统政治文化、发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吸纳世界政治文明资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其过程都是永无止境的，这也就形成了三种政治文化资源因子在法治建设环境演变中的互动与更新。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文明其实就是人和环境之间按‘挑战和应战’的模式周而复始不断运动和前行的结果。”[6]
总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文化资源具有多元性，既包括无法抛却的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又包括现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资源与世界政治文明资源。对于包含多元文化资源的当代法治建设而言，时间与空间融合的视角无疑为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理路。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现代法治建设演化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虽然存在多种建构方式，但从时间维度上讲，它抛却不了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而马克斯·韦伯则以西方法治的形成为例，他说“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8]他认为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是西方法治建设背后隐藏着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构成了西方现代法治的文化根基。由此可见，法治建设必须首先需要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根基，方能走上成功的法治建设之路。“以文化学的视角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并不乏‘自然法’之资源”。[9]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如何融合于当代法治？如果简单地将其嫁接于当代社会，必然会产生很多不适应症。因为随着时代转换，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运行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筛选、提炼和转化传统政治文化资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系统中对其重新定位，用现代法治精神重塑传统政治文化，实现传统政治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挖掘提炼出很多法治建设的政治文化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