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期待任何人做英雄，但是可以期待个体保存最基本的尊严感
时间：2021-06-27 20:00:2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与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面对面，对记者而言是件既有趣又危险的事。30年历史学者、政论专栏作家和全球调查采访的经验，使他既是学者，又更像是记者。
他拥有炫目的学术头衔，在牛津大学教授欧洲研究，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柏林教授研究员。上世纪70年代末，还是历史学博士生的英国人蒂莫西·加顿艾什，为研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抵抗，去往东德读书，在西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上撰写文章，于柏林墙两端穿梭往来数年。整个80年代，加顿艾什游历在中东欧各国，从东德到波兰到捷克，目睹了这些国家转型的风起云涌。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简称Stasi，斯塔西）自1950年建立起的全世界最周密而庞大的秘密警察监控和告密档案，得以公诸于世。经过两年的申请和协调，加顿艾什获得阅读斯塔西对他十几年监控后积累的秘密档案的机会。基于对过去监控他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的重访，他撰写了《档案》一书，出版后反响巨大，加顿艾什因此成为西方学术领域为数不多的，以个人体验为基点解读东德秘密警察监控体系的历史学家。
近些年，他的政论关注话题广泛，从东欧革命、英国与欧洲及欧盟关系的演变，到伊斯兰主义的兴起、9·11、美国大选及反恐，再到缅甸、伊朗等国家的新动向。他崇尚亲身到达新闻产生地，与政要和决策者直接对话，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球。快速点评天下时政已成为近10年来他的鲜明身份标签，而他“文学的事实”的写作方式毁誉参半。2009年，加顿艾什出版融历史研究与新闻报道于一体的文集《事实的颠覆》，收录了2000年—2009年发表在《纽约书评》、《卫报》等媒体上的文章，2014年该书被理想国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2008年以来，加顿艾什每年都来中国。他说如果20年前东德是世界政治两极的中心之一，那20多年后这个中心在北京。两年前，他的儿子也来中国学中文，目前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这个夏天，他活跃在北京文化圈。在老书虫书店（Bookworm）与普利策奖专栏作家和驻北京的外媒记者交流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他说自己“没有资格评论中国”，因为他不会说中文，“也一向避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指手画脚”。在单向街书店作演讲，他的中国粉丝一路跟随，说“最爱他亲历柏林墙倒掉的经历和广阔的政治历史视角”。而他在牛津的前同事则批评他傲慢并充满大英帝国保守主义遗老习气。
加顿艾什穿衬衫和花呢西装接受采访，态度谦和，语速略慢，直视记者的微笑眼神里有深谙中国语境的狡黠。记者的每个问题他都能迅速领会提问意图，然后兜转迂回，用考究精致的英文，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
他说，他相信理解世界的方法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发现事实，了解真理，理解人性，并说出来。
人物PORTRAIT = P
Timothy Garton Ash= A
P：你是历史学教授、时政评论家、作家，你也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你如何处理好这样的多重身份？
A：我完全不纠结于我的几个身份。现代的条件已经让人必须拥有多个身份，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也拥有多重身份，只有极少数的人安守一个纯粹的身份。我在想有时候人们过于强调职业之间的戏剧性差异了，是不是？对我而言，我作为学者、散文作家和专栏作家的几个身份完全一致。好的新闻和好的学术，标准总是非常相似；而坏的新闻与坏学术，却可以千差万别。
P：相似在哪里？
A：穷尽一切可能，发现事实，寻找真相。你们中文里有一句著名的“用事实说话”，我认为可以直接完美地译成英语，“通过事实寻找真理”（telling the truth through facts）。无论是社区报纸的记者还是研究世界历史的学者，这都是首要原则。用批判性思维、小说家的想象力，寻找证据。所以根本没有冲突。
我谈到“通过事实寻找真理”过程中，关于作家具有想象力和同情心。我从来不用“客观”（objective）一词，因为没有事情或者个人是绝对客观的，但是你说的内容可以是公平（fair）的。对我而言，关键词是“公平”，这就意味着甚至对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也要公平，而且实际上越是你不喜欢的人，公平反而显得更重要。在我的所有著作里，很多时候我的批评心被明显遏制，我至少努力给被批评的对方足够的发言机会。
P：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记得在《事实即颠覆》一书中你提到伊拉克战争，你强烈地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萨达姆政府的打击行动，但是事后发觉自己的判断和结论都有问题，你也因此受到很多批评。
A：是的，但事实上我在《事实即颠覆》中专门写了一篇《为骑墙派辩护》。 我并不强烈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可是我被那些呈现在我面前的证据说服了，也相信唐宁街一号那些我非常熟悉的人，我相信萨达姆·侯赛因确实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有人向我们说谎了，我们被骗了。……
P：尤其撒谎的那些人是政客。
A：对，所以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但是就公平这一点而言，我写过关于我被斯塔西秘密警察设立档案的经历。我在《档案》一书里试图做的一件事就是探究一个人如何成为秘密警察的。我并不是以批评或谴责为目的，我希望了解。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有常常是极度悲剧性的生活。
P：在《档案》一书里，关于东德人为什么会选择与斯塔西合作成为告密者，你的结论有两个。一个是线人或者说告密者他们自身的心理弱点；另一个是历史原因，他们儿时的父爱缺失，也由于缺乏教育和信息，让他们没有强大的心灵对与恶的合作说“不”。20多年过去了，重新回顾这本书的结论，你有什么新的思考吗？对个人行为和言论的监控和告密，在欧洲或者整个世界范围内有无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