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指令型出版管理体制的起源与成长（1921—1949）：基因·萌芽·雏形
时间：2021-05-29 12:02:0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革命出版史是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开创了在革命根据地以指令型体制发展出版事业的成功范例。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基本等同于出版工作、部分组织工作就是发行工作。本文通过梳理和考察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中央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这三个关键阶段对出版机构、出版政策、出版制度和出版特征不断探索的发展演进脉络，以总结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所积淀的出版传统资源、出版管理思想、出版管理原则等对构建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革命出版史 管理体制 指令型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8） 04-0109-07
[Abstract] Under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publishing history in the baptism of blood and fire has created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develop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 revolutionary base by instructional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For quite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asically equals to the publishing work， and part of the organizing work is the issuing work. By reviewing and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publishing agencies， publishing policies， publishing systems and publishing features in the three key stages of Shanghai，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Yan’a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thoughts， principles etc. of publishing management in the CPC’s revolutionary publishing history， and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building a new China’s publishing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CPC Revolutionary publishing history Management system Instructional type
中國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便注重紧密结合革命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形势，在针对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的表态和工作部署时，革命出版管理体制中的指令型特征愈加凸显，惯常以颁布决定、通知、规定、意见、宣言、决议案、中央通告、宣传要点、宣传提纲等形式来发布具体指示，因时应势、因地制宜开展各种革命出版工作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立场和任务。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基本等同于出版工作、部分组织工作就是发行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指挥中枢，中共中央通过上海时期（1921—1933）、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和延安时期（1937—1949）[1]这三个关键阶段对革命出版事业卓有成效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不仅促使在险恶环境中面临沦陷区、国统区当局严密监视和审查下秘密开展的红色出版传播活动星火不灭、生生不息，也开创了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地区以指令型体制发展出版事业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直接领导下的革命出版管理体制，奠定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1 上海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婴幼期，孕育了新中国出版管理体制的基因
上海时期中国共产党初创，党员人数少、力量相对薄弱、斗争经验不足，由于大革命、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形势瞬息万变，加上国民党对进步出版单位及其活动和书刊的查禁与压制，相当长时期内中央机关报刊处于频繁更名的地下状态进行秘密散布和派送，红色出版基因的火种在革命战争的磨砺中逐渐成长。
第一，出版党性原则的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共发起组其他成员便积极投身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共产党》等革命刊物的编辑出版和进步书籍的发行活动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2]里已孕育了出版管理体制中指令型特征的源头，在安排部署党的宣传工作时指出中央或地方的一切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领导，规定任何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1年9月，由担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在上海自己家的寓所里创办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同年11月，陈独秀签发中共中央局的第一个通告中，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最低限度必须办到”的事务是“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3]。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后，在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第一条中即是对党性原则的规定：“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4]因此，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通过的重要文件和创始党员的出版活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出版工作的宣传属性和绝对领导，这种对党性原则的初始界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断强化且一直贯穿于时至今日中国出版工作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