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所走过的路
时间：2021-06-27 16: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们和英国之间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了。
一
1982年夏天，我奉命回国，参加廖承志同志主持的有关收回香港的专题讨论会。当时廖承志同志正担任着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廖承志同志对我说：“你这次回英国之后，要尽可能多地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和英国政府，了解英国对我们收回香港的反应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做完这个工作你就尽快回来开展工作。”
当时我也没有细想廖承志说让我“尽快回来开展工作”是什么意思？只是考虑到我要尽快回到英国去。
打个形象的比喻，我现在觉得自己在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充任的角色是探路者，或者说是哨兵也行。
与英国谈香港问题绕不过首相撒切尔夫人。
就我个人与撒切尔夫人的接触，我认为她有主见，魄力很大，处事果断，个性相当刚强，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谈到1982年夏天我回到英国为解决香港问题而去探路，有必要先回顾一下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相关考虑。
毛主席、周总理在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思路，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当时中央考虑香港问题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将香港问题放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这样一个框架下来考虑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了变化，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世界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和美国、英国的新关系，以我国的长远利益和台湾2000万、香港600万人民，当然也包括当权者的利益为出发点，针对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制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解决方略。当时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新闻媒体，对香港问题的报道只是关注了我们和英国的关系，其实我们和香港谈判，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长达十五年了，谈判中的焦点及难点问题都是围绕着上述几点利益而展开的，各方利益最大化才有可能达成一致。
1997年7月，我到香港参加回归庆典，我注意到在万众欢呼的同时，交接仪式大厅外还有几百人或上千人在冒雨表示抗议。
我在交接仪式大厅问一位老熟人：“你赞成回归吗？”
这位老熟人对我毫不讳言地说：“我不赞成。”
我接着问他：“那么你反对回归了？”
他当即说：“我当然不反对。”
我注意到包括像李柱铭那样的民主党人士，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回归。我的感觉是，关于回归祖国，香港同胞需要时间。
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很到位，说得很好，他说：“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
再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庆祝香港回归举国欢庆的时候有一个事情被忽略了，今天讲来，我认为很有必要，其中颇有况味。不知道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之时是怎么想的，派了一支舰队向香港驶来，这个舰队所走的路线刚好就是当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东方远征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领舰队所走的航线。当年乔治·懿律率领的舰队进入中国海，跑到珠江口，如入无人之境。一百多年后，英国的这个舰队刚刚进入中国海的第一个岛链，我们的舰队还有海军、航空兵就出现了。我想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如此充满庄严气氛，秩序井然，我们没有舰队和航空兵，可能吗？
不论是不同的声音，还是英国的舰队，或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那句话，在我看来，都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着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了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很清楚统一祖国这个任务，香港回归的问题就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大使馆非常重视英国政府及在野党派对香港问题的各种动向，进行搜集整理，然后报告国内，为决策提供参考。
二
这个时期有几个时间节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1978年担任中国驻英大使时，英国的首相还不是撒切尔夫人，而是詹姆斯·卡拉汉，他到中国访问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两三年以后，将是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候。”
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向邓小平提出由于港英当局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过1997年，现在只剩下十八年了，投资者不放心。
麦理浩说这话的用意明显得很，他是在试探我国1997年后对香港的态度。
邓小平告诉他，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可讨论的，但是中国政府也会考虑和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无非一个收回，一个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到时候，本世纪和下个世纪，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麦理浩还提出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绝对不可能！”
麦理浩又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大陆居民去香港的人太多了。
邓小平说，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采取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再一个途径就是港英当局要鼓励私人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归根结底，麦理浩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传达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的信息，了解中国政府对1997年后香港问题的态度。而我们呢？正是因为这次邓小平与麦理浩的谈话，把解决香港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麦理浩访问中国之后，英国下议院在1979年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了辩论。很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的发言中说：“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