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宗旨的转换和开放大学“女禁”
时间：2021-06-15 20:02:2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取代了“良妻贤母”的女子教育宗旨，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新文化运动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促使女子教育宗旨摆脱了由于封建复辟思潮影响而一度向旧传统的回归。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不断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关键词：民国初年；女子教育；开放大学“女禁”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8)06—0172—05
民国初年，在共和政体的支持和自由民主理念的支配下，女子教育宗旨随着教育的整体转型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观念的启发下，日渐扩大的知识女性群体要求接受高等教育，呼吁大学开放“女禁”，并最终获得社会承认。大学开放“女禁”是中国近代女性形式上获得完整教育权的标志，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变革和社会整体的文明和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
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开始于清末新政时期，①在清廷颁布的女子小学、女子师范章程中，明确规定以“不悖中国懿媺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教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为宗旨。②辛亥革命以后，在封建的教育宗旨被否定、新式教育宗旨正式确立的转换过程中，女子教育的范围有所扩大，“男女同校”的禁忌开始松动，更多的女性摆脱家庭的羁绊进入学校。
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从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公开否定以“忠君”和“尊孔”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宗旨。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的教育宗旨。9月以后，“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在女子教育方面，新学制改变了女子教育修业年限短于同类男子教育的规定，减少了“女红”课程内容，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课时，并且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正式承认了女子职业教育等，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的精神和允许私人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的规定，鼓励和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新的教育宗旨的确立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鼓励，有力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发展。一批晚清女学的毕业生、倾心女子教育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等积极创办多种类型的女学，拓宽了女子教育的范围和领域，出现了一批有良好社会影响的典型。如在中等教育方面，有袁希澔于1912年4月1日创办的以“勤、慎、庄、俭”为校训的上海爱群女校，学生由最初的7人发展到数百人之多。为纪念秋瑾而创办的上海竞雄女校，以“提高女子知识和技能，从而自谋生计”为宗旨。在专门性学校方面，有1912年2月，闵兰言、柴玉霖、李华书等人发起开办的上海女子法政学堂，设正科和预科两种，招收16—30岁的学生80人，主要学习科目有法政学、英文、法文等；有3月1日张竹君创办的上海女子看护学校，该校以“通习最新看护理法，兼学产科”为宗旨，招收16—25岁的学生60人，修业期限为3年。在职业教育方面，有7月1日陈澄溪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女子工业大学校，分设高等、速成两科，共收女生300名。其中高等科目为缝衣、制帽、刺绣、织物，学习期限为3个学期；速成科目为缝衣、制帽、织物中任选一种，学习期限3个月。又有1913年沈卓如女士发起的上海女子手工传习所，专授盘编花边、钩结花、结网花边、线绣、线结、抽纱、挑花等手工艺。此外，尚有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女志士潜心向学，或创办女校，或出国留学。1912年3月，陈婉衍将（南京）光复军女子队改组为复心女子学堂，决心“为女界输入文明”，“俾得教养兼施，增进学识，勉成中国新民，咸合完全人格”④。为此，陆军部拨专款1000元予以资助。3月14日，陆军总长黄兴亲自批准向志愿出国学习的尹志锐等女士各拨款1500元，以备三年学费。
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发表的演说中，主张从教育开始回复自主的人格，因此必须以“提倡女子教育为首要之事”⑤；而教育的普及，“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⑥。教育部也在颁发的《师范学校令》中，明确规定女子师范以培养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女子中学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8月，民族资本家凌铭之独资创办的上海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开学。这所学校以振兴女子教育和培养女教师为宗旨，根据“就性之所近，授专门之学”的教育思想，采用分科制教学，即设立文学、数理化、唱歌、体操等专修科。是年，原上海崇明敦行女塾也增添师范类教育，后改名为私立敦行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于1905年的湖南长沙周南女校也奉令改名，称“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周南女校)”，学生来源由湖南一省扩展到鄂、闽、鲁、晋及南洋各地，数量由百余人增到400多人。
据统计，自民国建立到1915年，女子学校和女生数量基本上呈增长趋势，到1915年，女子学校数量达3766所，占全部学校比例的2．9％，女校学生数量达180949人，占全部学生比例的4．2％。⑦与清末全国428所女子学校、女学生12164人的状况相比，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尽管存在着女子教育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男女同校仅限于初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为数极少，大学则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等诸多局限，但教育宗旨的转换和教育内容的革新毕竟带动了女子教育范围的扩充，增加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也在改变知识结构的同时强化着女性自觉意识，从而为女性走向更广阔的教育空间奠定了基础。
二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在恢复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力图使女子教育向“良妻贤母”的旧宗旨和旧传统回归。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则强力宣传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教育方针，营造女性为自身事业、为国家前途接受教育的舆论氛围。随着帝制复辟的幻灭，历经曲折的女子教育得以回复正轨。
在袁世凯“帝制自为”阴影的笼罩下，南京临时政府确立的“德智体美”并重的教育宗旨被根本否定。经袁世凯批准颁定的“教育要旨”，规定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与1906年清廷学部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相雷同。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颁布的教育法令被从根本上予以倾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出现了暂时的倒退。
在女子教育宗旨方面，北洋政府再弹“良妻贤母”教育的老调。1914年夏，新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发表讲话说：“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倡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⑨袁世凯也将七项教育宗旨中的“戒贪争”解释为“女子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1915年汤化龙在《关于整理教育方案》中规定，女子注重师范及职业（教育），并保持严肃之风纪。同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国民学校令》对男女同校问题做出新的规定：只允许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男女同班，三年级以上男女学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班，到中学后男女学生不可同校，女子只可进入女子中学。教育部并且通令各省女学，严定五条惩戒规则：“一、不准剪发，违者斥退；二、不准缠足，违者斥退；三、不准无故请假、结伴游行，违者记过二次；四、通校女生，不得过14岁，如有隐匿冒混者记过；五、不准自由结婚，违者斥退，罪及校长。”⑩在课程设置方面，“家事要项”成为女学生的必修课，特别是在女子中学，家事、园艺、缝纫安排了较多课时，而国文、数学、外语等主要学科，学时少于男校，程度也低于男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