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

时间：2021-06-15 04:00:2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所谓“张氏三姐妹”，是指张锡媛、张锡瑞、张锡珍这三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而言。但这“张氏三姐妹”却一直鲜为人知。在她们各自的丈夫邓小平、周达文、徐冰三人中，周达文更是鲜为人知。笔者就根据已经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把张氏三姐妹和她们各自的丈夫分别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张锡媛和邓小平
　　
　　张锡媛，又名希远。1907年生于河北省房山县(今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她的父亲张镜海是铁路职员，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保定段铁路工会负责人。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一度被通缉。1920年，张锡媛随父迁居保定，并进入保定市直隶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作为骨干分子于1924年参加了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并于1925年初，由中共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党支部书记李培芝(后为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的夫人)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5年张锡媛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当时的北京，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国民革命，直系吴佩孚的势力已被肃清，冯玉祥又邀请孙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共产党在北京可以以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北方的革命运动也迅猛开展起来。为配合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国民会议运动。来到北京的张锡媛和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邓颖超结识，由此成为至交，一起从事中共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苏共决定成立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专收中国学生。国共两党各自推荐了一批学生。1925年下半年，张锡媛和大妹妹张锡瑞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年10月19日，张锡媛和张锡瑞与王明(陈绍禹)、蒋经国(蒋介石之子)等22人一同从广州搭苏联邮轮启程赴苏联留学。他们横跨九千八百多公里西伯利亚铁路，整整走了两个星期，于11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张锡媛不仅较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后来闻名全国的男女同学，如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张琴秋、傅学文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张锡媛是第二班第三组的学员，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学号为23号。在那里，张锡媛还结识了与他同学而不同班的从法国转道苏联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那时的张锡媛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邓小平和张锡媛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但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势的需要而提前回国了。
　　1927年7月初，邓小平来到武汉，在中共中央任秘书工作，负责中央文件、交通、机要的记录等。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就是著名的“八七”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了这次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八七”会议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媛。
　　张锡媛是于1927年秋，约在八、九月间，经过蒙古回国的。回国后在保定市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张锡媛家中进行的。她发动索薪活动，不畏敌人的逮捕，严词拒绝敌人的收买，组织工人纠察队，营救被捕的工人，开展反饥饿的斗争，最终迫使反动当局释放被捕工人，补发欠薪，撤了总监的职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被称为“工人运动女领袖”。此次罢工后，张锡媛到了武汉，在武汉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并遇见了邓小平。老同学相遇，既惊又喜，两人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媛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使两人相爱了。1928年刚过春节不久，邓小平和张锡媛结婚了。当时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媛不到22岁。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央的同志们特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了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都参加了，共有30多人。据当时曾去吃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后来回忆：“因为上海比较松(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办酒席，还有几个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办喜酒结的婚。……张锡媛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芝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媛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后来我住在一个叫王少兴的人家里，邓小平在西北军里认识王，他和张锡媛常到王少兴那里，因此我常见到他们。”
　　1928年在上海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的朱瑞绶后来曾回忆说：“我当时认识张锡媛!她来过我们机关。和我挺要好的。她人很漂亮，性格挺好，挺活泼的，和我一个脾气，很爽快，有话就讲。她的性情温和，很可爱，对人很好，我们年龄差不多，很是谈得来。那时候我们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张锡媛也是穿旗袍，短头发，穿高跟鞋。”
　　在婚后的大半年时间，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楼，周恩来和邓颖超住楼上，邓小平和张锡媛住楼下，并同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霍步青、朱月倩夫妇编在一个党小组，同过组织生活，一周一次，但为了安全，地点是经常变换的，那时这三对夫妻的平均年龄也就是20刚出头，是个年轻又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战斗在龙潭虎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了革命大业，邓小平和张锡媛这对年轻夫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了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我出后门看见前门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员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杀了。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所房子里。巡捕发现了我们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我们特科的工作人员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边，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以后半年时间，我们连那个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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