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危机与文化世俗化的精神轨迹
时间：2021-06-05 08: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探英国近代思想史中精神祛魅和文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和信仰危机。这场危机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也是19世纪神学意识形态与维多利亚道德的张力运动的结果。诗人、思想家马修•阿诺德的神学救赎方案，实际上是精神祛魅和文化世俗化的最后确证。
关键词：维多利亚文化；神学意识形态；阿诺德；信仰危机；文化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G09；B97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26
一、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国教危机
从维多利亚中期开始，英国国教面临着一系列来自教会内外的猛烈冲击。
这场宗教和教会的危机仿佛是1860年代突如其来的。19世纪30年代，随着英国政治宗教环境的宽松，英国出现了自17世纪清教运动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宗教复兴运动。一时间，教派林立，教徒增多。不论教派分歧如何，各派教义总体上与维多利亚王室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相契合。以安立甘宗为核心的神学观念渗透到公共生活和公众意识中去，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宗教事务上，英国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除了天主教势力有所增强，新近冒出的诸如仪式派以及社会底层人士上教堂做礼拜人数有所减少等少数异常现象外，整个社会精神氛围是怡然平和的。然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突然出现于英国人面前的一些“异端邪说”，对神学正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打破了人们平和从容的精神生活[1]。
今天，人们很容易看到19世纪科学新发现对正统神学造成的巨大打击，如莱尔的《地理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对上帝创世说的冲击；也很容易发现对《圣经》的不同解读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如六名英国国教牧师和一名非宗教人士共同撰写的《论文与评论》以及英国驻南非纳塔尔省主教科伦索的《摩西五经与〈约书亚记〉的批判考察》。这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宗教思想家向英国人介绍了德国《圣经》批评学，激发了英国人对《圣经》文本的正统解释的疑问，也引起了正统派神学家们的不满。
面对来自神学界内外的诘难和冲击，19世纪的教廷不可能像中世纪时那样采取断然措施。1864年和1865年，英国具有世俗法庭地位的枢密院两次干预教会，宣布对教会内部的“颠覆性行为”，不得采取制裁措施。1869年，上述《论文与评论》的撰稿人之一坦普尔竟然还当上了教区主教。19世纪60年代以后，自然主义的《圣经》解读，不带神秘色彩的人间化的耶稣向英国人稳步走来。如1863年勒南的《耶稣的生活》、赫胥黎的《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莱尔的《人类的远古时期》，直至1871年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Descent of Man)，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解神秘化的作用[2]。在地理、生物和历史科学的新发现面前，正统神学节节败退。这场科学对神学的战争以科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伴随着神学败退的是整个社会全面的信仰危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宗教普查表明，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已不到英国总人数的一半，让人感觉英国人普遍地不信教。
二、19世纪英国神学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世俗化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固然导致了神学的衰败，然而，维多利亚时期知识阶层对这些新学说的接受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像桂冠诗人丁尼逊那样狐疑过，焦虑过，但大体上保持着信仰的大有人在[3]。应该看到，维多利亚晚期的信仰危机和英国文化的世俗化与正统神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其中，神职人员职业共同体意识与维多利亚道德的矛盾张力是考察时代文化世俗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正统神学在19世纪英国的衰落过程中充斥着神学意识形态与维多利亚道德的张力运动。
在18世纪的英国，教士还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职业。乡村牧师要承担的宗教事务并不多，除了日常宗教活动，他更是一位乡绅。他有足够的时间融入地方，全面参与地方事务，如担任地方治安官；在报刊上写写散文评论，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作为一名博物学家，考察植物动物矿物；兴之所至，还可以参加体育竞技活动……而到了19世纪，尤其是福音运动兴起后，教士们被要求“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宗教职责具体化并且量化了：工作日的宗教服务，每周日两场布道，扶危济困，等等。高教派中的牛津神学家们甚至明确提出教士的职业意识问题。维多利亚教士阶层对自己的职业是虔敬和专注的。他们不再像18世纪的牧师们那样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他們不打猎，不看戏，常年穿着黑底灰边圆领的牧师袍子，潜心于神学宗教事务。从工作态度上看，他们是可敬的；然而这种高度的职业化也意味着头脑的封闭化，意味着从广义的知识活动中退出。柯勒律治曾经生造过一个词clerisy(词根为clergy，有牧师和学问双重含义)，用来包含以神职人员为主体的所有的知识阶层。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由于神职人员思想上和业务上退缩到《圣经》和帕里的《自然神学》之中，而不再与时俱进地参与任何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探讨活动，这个词显然已经失去了柯勒律治所意欲指称的意义。
与此同时，世俗的职业化趋势也在发展。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尽管多数不是专职人士，但他们的职业共同体在逐步形成。他们是一群关注“事实”的人，时刻追寻可实证和可应用的事实。在追寻事实的过程中，他们对教会的狭隘做法，如独断论地把教义上的所谓“事实”摆在优先地位，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来源于国教正统派，国教内部的福音复兴运动声势浩大。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对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是造就了一个高度的道德社会。维多利亚道德与当今道德信条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对某些具体的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今天我们习惯于对许多社会现象和观念不作道德判断，而对于一个严谨的维多利亚人来说，“悬置”本身就意味着不道德。当今的所谓“保持客观性”就是维多利亚人眼中的“不道德”。维多利亚人宗教意识的敏感性及其自我意识与反省意识是令人敬畏的，然而，这些意识与正统神学、福音新教教义却是不能相容的。
维多利亚道德观念的核心之一是关于“真”的问题。“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事实之“真”，客观之“真”；二是“真诚”，指的是人的品行之“真”。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宗教问题上，“真”的二重含义无法取得一致。就拿《论文与评论》来说，如果作者坚持自然科学发现之“真”而质疑或否认《圣经》记载的宗教事实，他们的结论就与他们在圣职受任仪式上的宣誓相抵触。这样，对“真”的追求最后往往引起对人品的怀疑，从事实层面的争论转向人身攻击。而神职人员的专业化——同时意味着——眼界和知识的狭隘化，他们主导的精神生活无法满足人们对“真”的探求。可以说，神职人员越是专业化就越是失去了公众的信赖。当时的宽和教派牧师亚瑟•斯坦利曾说过这么一段话描绘了神职人员和教众之间的隔膜：“我相信教士职业最易犯的罪过——这种职业易于导致的——是对严格意义上的‘真’的漠视。牧师们布道时习惯于使用这样的语言：空泛、模棱两可，或套用现成的论据，或生拉硬拽，或直接抵达已然的论点……这些，导致了对布道的严重的漠视，导致了神学信仰与教众的分离，导致了教众对牧师的不信任，导致了牧师对教众的不可容忍的傲慢。”[4]35
牧师们将话题和结论限定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不涉及对“真”这样的时代敏感话题的讨论。这种做法维护了信仰，却令宗教问题的讨论失去应有的深度，也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到19世纪60年代，有思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谋求圣职职位。大学里的年轻人在宗教事务上没有热情，成为“沉默无言”的一族。时代要求对某些问题进行解答，而宗教正统却希望那些问题“提都不要提出来”。他们告诫人们，怀疑本身就是“罪”，怀疑让人失去信仰，最终导致空虚与不幸。然而，对于这一代知识人而言，他们处于启蒙以来一个提问的时代，时代精神要他们投身于对“真”的探索，可他们却不断地撞见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可能永远压抑住自己的怀疑而无条件地信任左支右绌的神学信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