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的营销学重生
时间：2021-05-31 08:03: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主持人：姬大鹏袁航
特约撰稿：刘超 熊开容 张春江
“营销就是为人民服务!”2007年1月20日，在由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北大商业评论》等机构联合主办的“2007中国化营销管理论坛年会”上，何志毅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企业营销”专题时，一针见血。
从三株的吴炳新到巨人的史玉柱，从微软的唐骏到盛大的陈天桥，这些不同时代的商业英雄都在从一段逝去的历史中大快朵颐着支撑他们进步的天籁之音——毛泽东思想!
那是一段由信仰构成的历史!极度残酷的世界环境和国内环境，考验着代表国家未来的共产党人的智慧。竞争、突围、宣传、联合、分裂、战略、国际——所有这些我们在市场经济下遭遇到的宏大命题，都在这段铁血交融的历史中被高频奏响。大竞争、大整合、大创新，毛泽东思想不仅是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的指路明灯，更由于其特有的深邃和哲学高度，成为突破政治、军事范畴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通用型智慧。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些充满真知灼见和洋溢着浪漫主义豪情的话语，闪烁着穿越古今的智慧光芒，对于突破当今的营销困局，有着醍醐灌顶般的指导意义。
从思想启迪到伦理重塑，从战略战术到管理模式，毛泽东思想给营销人预备了一眼价值丰富的智慧泉。经典思想的时代性解读，是营销人打破僵局、开创未来的战略性武器。
呼唤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元年 刘 超 熊开容
“中国化管理”的使命与蓝图
俗话说得好：天有天道，商有商道。所谓“道”，本身便是对某种自然规律和商业准则的归纳与凝练。逡巡于管理科学的百年长河，以科学管理创新为源泉的美国式商道，以生产运作管理为招牌的日本式商道，无不左右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升级换代。
曾有学者乐观地预测：似乎是该轮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管理大家的时候了。其理由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是成功管理实践的总结，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快，说明其企业管理相对比较成功，而这些成功经验恰恰是创新管理理论的源泉。20世纪中，五六十年代是美国，七八十年代是日本，而21世纪堪称“龙的世纪”，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元年似已呼之欲出。
历史业已证明，每一次异域文化的“西风东进”、落地开花，都对中华文化的吐故纳新、社会经济的跃升发展带来了日久弥深的影响。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衍生了绵延千年的华夏禅文化，推动了中国汉唐文明的辉煌与繁荣；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缔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改变近代中国历史风貌的智慧之源，谱就了中华民族复兴新的乐曲与篇章。今天，发酵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熏陶与实践，中国经济腾飞的世纪神话必然吹响中国本土管理学思想创新的号角。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化管理思想的构建，可以大致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但愿在将一份西式快餐改烹成一盘“扬州炒饭”的过程中，最后端上来的不是一盘四不像的夹生饭。事实上，西方管理理论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是日渐成熟的中国企业当下遭遇的最大尴尬。或许，明代刘元卿在《应谐录》中记录的一段话，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解读：“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而索之，五索而五弗中。其人怒曰：‘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何则，痒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宁弗中乎？”第二种境界是中国本土管理学思想的西方式思考与解读。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经过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语言的包装与诠释，成为既新且陈，似奇实拙的案上之书，“远、怪、碎”恰是此类书籍的通病。第三种境界是借鉴西方科学的研究范式，用中国化的语言来诠释中国本土的管理学思想，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军事管理思想或许可算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第四种境界是对中国本土原汁原味的管理学思想进行开创性的理论建构。包括概念、理论范式、实操检验统统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一语以概之，前三种境界无疑属于“跨文化的本土化”范畴，最后一层境界则走的是一条“单文化的本土化”路线。
前两种境界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现实问题，而第四种境界的功成名就则绝非一日之功。或许，第三条道路是当下中国化管理模式创新最现实的选项。诚然，以一己之力，我们尚无法就中国化管理模式的全貌绘出清晰的蓝图，但我们至少可以依循这一思路给出一个基本的建构框架，如图1。
中国化管理模式应该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系统，大可秉持所谓的“拿来主义”。
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编织出了一幅以儒、道、佛三大思想本源为经，以墨、法、兵等诸子百家为纬的五彩斑斓、互通互补的“中国结”。这些古典韵味十足的中华文化图腾，是对中国社会演进最生动、最细致入微的记载与呈现，无不为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提供了最丰富的文化要义与素材。君不见，“水煮××”，“孙子兵法商学苑”，“大易与中国式管理”……一时间，诸子典籍的束阁之义都披上了最时尚的霓裳。但不免令人尴尬和感到困惑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化管理的应有之义不是更清晰，而是更加混沌。
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曾经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答案，但现在它已经成了混乱和问题的制造源。逐渐地，(西方管理学)对问题本质的关注超过了获得精辟答案的渴望。管理者们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完全不舒适、充满混沌和复杂性理论、感觉很狼狈的世界。”多么精辟的解读，当我们还在醉心于苦心孤诣地对那些晦涩难懂的古典哲学思想进行管理学诠释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背离了管理学建构的终极归宿和企业管理的本真解决问题，探寻答案。
何志毅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关系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交往最核心的话语和主题，这一中国特色甚至使“guanxi”成了一个英文专有名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在企业管理方面形成工具，反而西方人形成了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系统。我们或可聊以自慰，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早在数千年前的诸子典籍中便能找到原型与答案，但对于中国的管理学者而言，这不知是一种荣光，还是一种莫名的悲凉？在西方学者从中华文化思想中大快朵颐的当口，我们是否可以少些天马行空的概念阐释，多些脚踏实地的工具与方法的锤炼与积淀。毕竟，中国古典管理思想与哲学流派中的管理学素材要脱离玄学的藩篱，成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显学，必须完成由管理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