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研究评述

时间：2021-05-27 20: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近年来，学界关于红军长征若干问题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红军长征的原因和准备、红军战略方向选择、长征中的若干重要战役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中，积极探索新的思维角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开拓视野，发掘史料，深化研究，突破以往研究局限，重视长征精神和长征文化的挖掘，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向前推进，使红军长征研究呈现出常议常新的学术形态，是未来学界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红军长征；陕北；中国革命史
　　红军长征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作为中国革命史中的研究热点，学界对于红军长征史本身的学术价值历来就相当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某些问题上，研究还不是很充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以201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对于长征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将长征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阶段里，无论是在传统语境下的热点问题，还是在过去研究不足的敏感领域，都实现了较大的理论突破，取得了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成果，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整理和总结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关于长征的原因与准备问题
　　1、红军长征的原因
　　这一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仍然认为是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背离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这就是党史学界一度占据主流地位的“外因说”。而黄道炫认为，今天我们对于红军采取长征行动的理解，必须与之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相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深入分析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原因。在这一基础上，首先要对当时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进行分析。由于这时国民政府的内外环境比较稳定，正处于其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积累的“黄金十年”时期。同时，随着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胜，建立了有利于结束军阀割据、并且相对稳固的政治统治体制，国民党逐渐实现了对其中心区域的控制。这些事实使得红军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继续在国民党中心区域附近生存和发展已经显得非常艰难。其次，红军在长征前的几次反“围剿”当中自身力量已经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战争资源的严重短缺，加重了中共赢得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困难。[2]这在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在这两方面情况的对比之下，长征可以说是中共寻求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观点就是从还原中共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自身内部发现根本矛盾的“内因说”。
　　同时，在支持“内因说”的学者方面，各个学者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观点出发，在哪一个因素应该在“内因说”中占据主要地位上仍存在着争议。如单人麟主张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枯竭，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得苏区由盛转衰，过“左”的经济政策使得苏区经济难以为继，最终导致红军失去了立足之地。[3]马佩英则认为南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资源分布等地理环境因素的作用，成为根据地丧失、红军长征的重要原因。[4]这使得关于红军长征原因的论述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点。
　　2、红军长征的准备
　　过去所通行的观点是红军长征在根本上是没有进行准备的，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红军长征变成了一种搬家式的行动，甚至还带着印刷机器和军工机器。这使得迫切需要战略转移的红军所面临的处境更为不利。近年来学术界在长征是否有准备的问题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并逐步成为学界共识。孙堂厚在《论长征的准备工作》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临时党中央就已经在严峻的政治形势面前，开始酝酿战略转移计划。同时向共产国际进行请示，建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负责最终战略决策的最高“三人团”，领导和决定一切相关的转移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军事、物资、组织等方面。但同时，统治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也渗透到了长征的准备工作之中，主要体现为保密主义、逃跑主义和宗派主义。准备上的“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战略转移虽有准备，但非常不充分。在敌人“围剿”的步步紧逼之下，红军只能被迫进行长征。[5]这一认识否定了过去盛行的那种认为红军长征完全是“仓促行动”的观点。除了以上两种观点，高维良还统计了其他四种观点：（1）长征前，党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而广大一线指战员缺乏思想准备。（2）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既有准备，也有失误。（3）中央红军在战略上缺乏充分准备，在战术上作了直接准备。（4）中央红军在长征前虽然有所准备，但是决断上仍然犹豫不定。[6]这些观点的提出，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加深对长征准备工作的理解。
　　二、长征的战略方向选择
　　众所周知，在红军长征初期，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的，红军最终落脚地的选择是在长征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林天乙认为中央红军是在经过多次的重大战略转变后，并不断改变进军方向，从最初的向湘西转移，再到黎平会议实现向黔北、川西北转移。之后又根据现实局势作出改变，最终选择陕北作为落脚地和新的革命出发点的。[7]
　　關于红军落脚地的选择。“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阅读的一张报纸决定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一说法由来已久，权威性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仍然沿用这一观点。黄会奇认为信息来源是促成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直接因素，长征途中信息匮乏的中央领导人在进驻哈达铺前后读到了《大公报》、《山西日报》等多种报纸，从而初步促成了将陕北作为落脚地的决定。[8]这种所谓的“一张报纸定乾坤”的说法，表现出一部分人所认为的观点：红军长征选择陕北落脚是完全出于偶然的。但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我们认为历史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历史必然性。张秀丽从红军长征的背景、目的出发，尤其是对于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客观条件的考察，得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必然性的观点。[9]同时，徐占权、周继强也认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红军落脚陕北虽然不是事先计划和安排的，但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形和当时全国所处的发展形势之后，逐步做出决定的。再加上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自身的实际情形，有能力为各路红军落脚提供政治、军事、干部和地理环境的保障。这些条件共同促成了红军选择陕北作为自己落脚地的决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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