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视角下的君士坦丁堡建设初探
时间：2021-05-24 08:03: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 要：君士坦丁堡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的重要城市，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奠基为帝国的首都。晚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众敌环伺的危局以及君士坦丁堡所处的战略位置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确定离开罗马、在东地中海建立新首都之时首要考虑的因素，而其选址标准在本质上根植于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内在逻辑之中，君士坦丁一世的个人作用有其地位，但不是根本原因。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帝国各地资源倾注于此，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并成为东部地中海世界的新中心。
关键词：君士坦丁堡；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地中海世界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作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千年首都，曾是地中海世界东部地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与宗教中心，同时又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它是“中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城市”，1如同罗马城曾是“世界的舞台”一样。2晚期罗马或早期拜占庭帝国史家如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君士坦丁堡的索克拉特斯（Socrates of Constantinople）、索佐门（Sozomen）、菲洛斯特吉乌斯（Philostorgius）、左西莫斯（Zosimus）、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等人的作品以及匿名作者的《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等均对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做过详略不等的叙述；同时，鉴于君士坦丁堡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学界对其城市建设与发展历程给予高度关注，研究成果之多可谓汗牛充栋。3
对于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306—337年在位）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原因，古今史家各有自己的解释。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的非基督徒史家左西莫斯认为他是为了逃避罗马元老院与罗马居民的憎恨。1信奉基督教的史家从其信仰出发，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与建设过程同上帝的干预或启示密切联系。2现代学者则大多认为君士坦丁堡之修建在于君士坦丁一世看中了此处优越的战略位置。3
君士坦丁堡的战略位置确实是君士坦丁一世为新都选址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角度的阐述。布克哈特认为是由于君士坦丁一世要寻找“一个不受传统羁绊的中立点”。4也有学者认为君士坦丁一世的“这一举动旨在满足一种接近新的帝国中心的需要”，是为了靠近新的政治、经济与宗教中心。5还有史家则将之归功于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才华。6以上观点无论是强调君士坦丁一世出于宗教、文化因素而迁都，或是出于经济、政治等原因而建设君士坦丁堡，实质上均或明或暗地认为君士坦丁一世个人的独到眼光抑或才干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堡的建设虽然不能排除君士坦丁一世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他的决定并未超越于其时代环境所提供的选择之上，也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孤立事件，在本质上乃是长期危机状态之下帝国防御体系重建的自然发展与组成部分之一。一定程度上，或可将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视为在危机时代对于现有军事与相关资源在帝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而君士坦丁堡的建设则是这种重新配置的手段之一。但是，君士坦丁堡一旦落成，它就由于其特殊地位而得以迅速发展繁荣，从而对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晚期罗马帝国防御体系的重建
在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早期历史上，军队主要用于对外扩张，而罗马军团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行军时会建立设防营地（marching camp），7
“军团保持移动，不过是以缓慢而有次序的进度，建设它自己的要塞并修建它自己的交通路线”。8到公元1世纪，帝国已经到达其扩张极限，罗马军队对外的任务也转为以防御为主。从公元1世纪后期到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帝国统治者几乎把整个帝国完全变成了遍布防砦和据点的军事堡垒。9原先罗马军团行军途中所修建的设防营地，此时为固定的永久要塞所代替。爱德华·卢特维克称之为“阻断防御”（preclusive defense），这类边境据点一般具有瞭望哨、前哨阵地、通讯联系、保护交通、军队基地的作用。1
阿瑟·菲瑞尔对此战略的总结是：军团士兵部署于遍布于边界线上的要塞中，另一部分士兵沿着边界防御设施进行巡逻。2皇帝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在不列颠建设的从泰恩河（Tyne）到索尔韦湾（Solway）的“哈德良长城”就是这一防御政策的产物；3此后，皇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建设的从福斯湾（Forth）到克莱德河（Clyde）的“安敦尼长城”也体现了相同的防御指导思想。4
到3世纪危机时期，当帝国各地军队陷于内战、帝国边境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也日益增大之时，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失去了继续维持下去的人力与物力基础，帝国原先的防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3世纪危机结束后，罗马帝国进入晚期发展阶段，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重新统一帝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帝国仍控制着西起不列颠、东至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疆域，而莱茵河畔的法兰克人（Franks）、阿拉曼尼人（Alemanni），多瑙河畔的哥特人（Goths）、匈人（Huns）以及帝国东部所面对的阿拉伯人、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n）等则不断持续考验着帝国的防御能力。面对纷至沓来的外敌，晚期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不得不重新构建帝国防御体系。
经过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的军事改革，帝国军队分为野战部队（comitatenses）与边防部队（limitanei）两个部分，野战部队平日驻扎于帝国内部，是由皇帝控制的机动力量，一旦某处边关有警，野战部队就迅速前去增援，但边境据点并未失去其固有作用，这些据点现在由战斗力较弱的边防部队守卫，与野战部队一起成为帝国新的“深度防御”（defense-in-depth）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这种体系下，敌人穿越边界并不意味着帝国防御的失败，而正是防御的开始，进入帝国疆土的敌人不仅要面对迅速赶到的野战部队的攻势，也受到自己身后或附近的大小设防城市与边境据点的威胁。5该体系中的边境据点除了担负着保护驻地安全与确保地区之间联系、阻碍敌人入侵的任务外，还承担着补给帝国参战军队、为野战部队提供前进基地或保障野战部队安全撤退的职责。6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虽然有时候会放弃军事价值小于维持成本的边境据点，但在总体上却从未放弃对边境据点的建设和维护。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据点“通常比之前所建堡垒更为坚固，拥有更厚的带防御塔的墙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