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美国历史上的战争经济学
时间：2021-05-24 00:01: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为什么美国从一个不爱战争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最大的战争机器？是军火商与银行家把美国推向一战吗？美国摆脱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竟然靠的是二战巨大的军工需求？
美国总统在离任之际发表告别演说是个例行程式。比起同样也是行礼如仪的总统就职演说，离任演说中很少有在历史上留下特别印记的。但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其之所以被目为重要历史文本，是因为这位国父在演说中告诫国民，在国内不要陷入派别纷争，对外不可卷入欧洲大陆的结盟和战争（即所谓“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原则）。而这两点都事关这个新生国家的长期国策和生存哲学，所以国父的政治遗言为人所熟知理所当然。此后至今，在众多总统离任演说中，受关注的程度和历史重要性可与华盛顿相比的，无疑只有150多年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那一个了。而使一向被认为不算擅长演说的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次公众讲话被牢牢记住的，只是其中关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那部分内容。
1961年1月17日晚间，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他谈到，在冷战的持久威胁之下，为了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美国人必须而且已经付出巨大代价，包括建立和保持规模和力量前所未有的军事力量，以及“一个巨大的、永久性的军事装备工业”。他接着讲出了其漫长军事政治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席话：
如今，庞大的军事组织与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联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其总体影响——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心灵上的影响，可以在每一座城市、每一个州议会和联邦政府的每一间办公室被感受到。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变化，但是我们决不能漠视这种变化的严峻意义。我们的辛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计，乃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都被卷入这种变化之中。
在政府的各个场合，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寻求不正当的影响力，无论它是蓄意还是不自觉地。权力越界现象灾难性上升的趋势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状况对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构成威胁……
从1911年进入西点军校开始到1941年，艾森豪威尔用30年时间才升到上校。如果不是美国加入二战，他大概只能以上校或准将军衔结束其职业军人生涯。而二战的短短5年却使他脱颖而出，跻身于五星上将和美国英雄之列，他也因此才有了后来成为全国性政治领袖的履历资望。这样一个为战争所成就的职业军人，一个参与和领导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的巨大扩张的总统，其政治遗言却直指军人和军事工业的潜在危害，这在令人感叹其深心谋国之余，也可用以勾连美国历史延续和断裂的某些重要面向。
美国人的反军国主义
虽然美国诞生于一场战争，而且此后的成长历程中也伴随着各种规模的战争和扩张冲动，但它的政治文化中却始终强固地存在着某种贬抑战争、军队、军人和军工产业的因素。作为一个以商业立国的民族，美国人历来相信，和平的对外政策和国内的民主政治共生，而对外战争则是暴政的温床。他们认为：战争会导致军备扩张，军备扩张会导致政府和军事机器对国民经济资源的过度榨取，又会使那些和军备相关的利益集团势力坐大。而且，那些操持军事事务的人偏爱保密，惯于排拒公共民主监督。与此相关，一种对军队、军人和军工利益集团的意图和行为的阴谋论观点在美国十分常见。美国缔造者之一麦迪逊在1795年写道：“在公众自由的所有敌人中，战争也许是最可怕的，因为战争是孕育着一切毒菌的胚芽……没有哪个国家能在持续的战争中保持自由。”
20世纪以前，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确不算尚武好战，甚至可以说它有一种“反军国主义”传统。立国以来，经由国父们阐发的民主以非战为根基的观念，与孤立主义对外政策思想相互契合，有效地维持着美国社会较低的军事化水平，也抑制着美国的军队和军工经济的规模。美国在19世纪末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其军力未与经济实力并行成长，相应地军事工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甚低。可以说，在西方各国中，就战争和军事因素对经济的刺激推动程度而言，美国是最低的。直至二战前，在和平时期，美国军队的武器和其他军需产品大都由分属海、陆军的国营军工企业提供，一般只在战时才有私营企业大规模涉入军需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突然决定参战的美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军种所属的军工企业，其产能远不敷战事所需。美国这才大举动员私营产业部门生产军需产品，由此军工生产和私营产业部门的结构性联结得以确立。私营产业部门中有许多人介入了军需生产和后勤动员，成为第一批在经济和军事两个领域之间进出行走的人。这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雏形。
但一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断定，它没有必要保持大规模常备武力。战争期间一度暴涨的军工生产也相应回落。而且，对一战结果的不满、失望与对战争和军事的根深蒂固的疑惧、抵触结合起来，使新的、更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主宰了整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气氛。与此相关，一战中参与军工的私营企业成为公众舆论普遍指责的对象，针对军火商的阴谋论盛行一时。他们被斥为“贩卖死亡的商人”，为了利润施用阴谋手段将美国推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公众担心，这个巨大而隐秘的力量仍在操弄美国的内外政策。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国国会成立以杰拉尔德·奈参议员为主席的调查军火工业的专门委员会，其结论应和了对军火工业的阴谋论看法。“奈委员会”认为，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军事部门和民用部门之间的固有界限被侵蚀，对国家是不祥之兆；而把美国推入一战的，是军火商和银行家牟取利益的动机，而不是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目标。委员会还观察到，军队和参与军工生产的企业之间已然形成一个人员网络，退役军官经常加入和军队有订货合同关系的企业，他们又常常对军队的装备采购计划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奈委员会没有使用“军工复合体”一词，但究其所指，大体上就是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谈论的那种情况。
美国军火商的力量有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被构筑起来，成为美国生活的永久组成部分；而这个战争机器与其经济体系之间的结构性联结和共生关系一经牢固确立，即再无全面消退可能。20年代末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在十年间推行的各项刺激计划并没有使美国真正脱离困境。正是凭借二战中的巨大的军工需求，美国经济才真正摆脱大萧条，重新繁荣起来。这种情况自然会助长所谓“军事凯恩斯主义”，即军事支出导致经济扩张（而不是榨取经济资源）的思路和逻辑。而美国舆论氛围也因战争而大变，战前对军火商的指责、恐惧似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因为战争使得美国的私营军工产业在美国内外赢得“民主的兵工厂”的美誉，其巨量产能对击败法西斯所发挥的作用也无法否认。上述诸般趋势，更因冷战的接踵而至而进一步强化。冷战初年，对“国家安全”的深切焦虑，对“国家使命”的扩张性界定，运行顺畅、空前繁荣的经济，都使得类似一战后那种“回归常态”的主张几无容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