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机制宏观思考的三个侧重：模式、情报、合作

时间：2021-05-07 00:04:05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家维护正常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日益增长的成本负担，巴黎的恐怖袭击再一次显示了当今恐怖主义已非一域一国范围所限，其兼具国际和国内的特点给国家处置应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本文认为重新思考国家反恐定位：划定部门间工作的责任，明晰在反恐中能与不能的责任外延，必将有利于集中力量有效应对。从宏观角度出发厘清在面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模式到核心行为再到国际反恐合作，编织成一张维护公共安全的大网，必然是对反恐机制构建的理性判断。
　　关键词恐怖主义公共安全应对模式合作
　　基金项目：本文是辽宁省公安厅2015年度计划项目《刑事错案管理：原因、风险、控制》；辽宁警察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大数据维度下情报处置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楠，辽宁警察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侦查学、犯罪学。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064
　　公共安全是人类社会秩序存在的第一要素，有了公共安全的客观事实后人们会建立起对于自身所处客观环境的确信，会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了最为基本的评价和预测：自己在不触犯公共禁止性规则、在不干涉他人正当合法利益的时候是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这就建立起了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而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了破坏公共安全的负面因素。如果正常的公共安全不能够回复，那么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就必然会采取自保的方式。当社会（政治共同体）不能够担负起提供安全这种最基本的人类需要的时候，他向安全必然会被自向安全所替代，极度的自向安全会导致公共安全的进一步恶化，恐怖会进一步绵延，如此反复形成更加糟糕的循环。如是，有效地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是理论界和实践界必须共同思考的课题。
　　一、恐怖主义应对的侦查范式转换
　　按照各国目前应对恐怖主义的司法模式，大抵都将恐怖主义行径定位在了普通犯罪上面，那么恐怖犯罪的解决路径也被涵盖进侦查模式之中。按照侦查模式采取的措施和行动是否具有超前意识为标准，侦查模式可以分为反应型侦查模式和主动型侦查模式。
　　（一）传统反应模式的优点
　　在侦查史上反应型侦查模式占据着绝对的时间。存在即有着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依据集中体现在反应型侦查的被动性上面。首先，侦查的被动性有助于防止侦查权滥觞，有助于人权保障。因为要在与犯罪的活力对抗中胜出，所以侦查具有着较强的暴力性，施诸于实体法领域就会形成对公民私权利的侵犯。而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天平两端，国家不断的表明态度在私权利保护这端加重砝码。侦查被动性能够避免进一步刺激公众对于侦查权力侵犯己身的敏感神经，这就如同给威力很大的武器加上了保险，使其使用的条件抬高并且、避免直接无预告的介入民众生活，即便介入也是有着应当性条件，同时有着具体针对目标而不是将威力无边际散漫出去。其次，侦查的被动性可以帮助在刑事诉讼中实现“攻守平衡”。较之于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优势是压倒性的，个人是无法与整个国家相抗衡的。然而，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本着程序正义的期许却要求刑事诉讼不能出现一边倒的形势。被动性的侦查，侦查机关按照线头在时间上回溯，一点一点勾勒案件事实真相，从过程上为犯罪嫌疑人留有了余地。
　　（二）传统反应模式的不足
　　时至今日，世易时移，反应型侦查虽然还有着合理性，但是社会却面临着不一样的犯罪异化情况，犯罪的职业化、动态化、智能化、组织化趋势给当今的风险社会又注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风险社会一词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用以解释后现代社会国家共同体所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出于风险社会之中的人们为了规避威胁己身的要素而更加注重安全系数，更加注重和认同集体安全的理念，愈发希望能够将风险消弭于还未构成威胁、形成破坏的层面，具体到侦查与犯罪的博弈上更加希望能够主动进攻，减少实然犯罪的发生率。而民众这种期望是反应型侦查所不能够回应的。反应型侦查因为依赖原因到结果的因果线，这种依赖性和渴求度就造成了反应型侦查对情报/信息的敏感度不高，甚至在搜集情报/信息时候也会出现迟延，这对在今天复杂、多变社会环境中应对犯罪是极为不利的，时机转瞬即逝，就造成了反应型侦查这只“正统的猫逮不住变异了的老鼠”的现象出现。
　　（三）范式转换的条件与展望
　　主动型侦查在当前更多的是被作为弥补反应型侦查的不足而存在。二者的差异简单来说，主动型侦查更加注重进攻，而其进攻的初衷以及要将犯罪控制在未然状态的理念契合了风险社会中民众对于安全的需要，不过由于主动型侦查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更高的情报/信息支持，在过去长时间内情报/信息收集的机制不足以满足主动型侦查大规模启用的需要，所以主动型侦查只局限于一些类型化案件的侦查中。如今，范式转换的契机已经出现即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对于行为的预测性给情报/信息收集与处置带来了新的可能。由于信息量的密度和广延度增加使得以前散见于不同卷宗和系统的情报/信息交织在了一起，以往被忽视的情报/信息结构增加了关联关系。关联关系能够突破因果关系的顺序性，即使缺乏对整个时间线的完整回溯依然能够根据出现的相关线索判别事件走势，这样侦查机关就可以在与犯罪的对抗中提前知彼，将犯罪处置于未然。
　　二、反恐机制中的核心行为——情报的支点作用
　　（一）情报支点作用的概述
　　犯罪学对于犯罪的产生原因和应对策略做了长时间的研究后发现，就目前来说，完全消灭犯罪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各国逐渐将有效应对犯罪的侧重从强力打击向预防罪案发生转移，于是犯罪应对的目标更趋向合理，变成了将犯罪限制在社会能够接受，国家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需要解释的是，这种转移并不是要放松对犯罪的打击，恰恰相反，更要集中力量打击一些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的犯罪，比如恐怖犯罪。只有打造一只锋利的可用于主动进攻的矛，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高压、强打的态势，才能够减少周边犯罪的可能，才能够有利于社会安全。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强力打击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通过积极主动的解决已然案件，最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可以阻止其继续恐怖主义犯罪也可通过深挖犯罪由人到案，关联他的情报/信息可以获得其他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信息，制止一些未然的犯罪。其二，对于已然恐怖主义犯罪的高强度打击会对潜在的恐怖分子形成震慑使其迫于压力放弃自己的犯罪计划。不过刚不可久，一味的强力打击必然会造成侦查效益的减损，必然需要其他侦查对策来填充强力打击之后的平复期。在信息时代最能够起到填充支点作用的就是情报/信息，因为其不但能够为打击提供坐标而且能够为防止恐怖主义发生提供预警，进而为应对恐怖主义提供资源配置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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