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英：一生结缘《诗经》
时间：2021-04-10 20:02: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五四时代“四公子”
1920年前后的北京，每逢假日，中央公园、北海、陶然亭等处，不时见到四个结伴游玩的姑娘。她们个子虽有高低，服装却是一致的：上面为浅灰布罩衫，下面是黑绸裙，裙子中间横着镶嵌了一道两寸宽的彩缎花边。这几个装扮得素净又不乏俏丽的女子，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庐隐、程俊英（1901—1993年）、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年龄相仿（程俊英小两岁，其余三人同岁），志趣、抱负相投，其中三位还是福建同乡，被同学们称为“四公子”。程俊英回忆：“我们四人无论上课、自修、寝室、外出，都形影不离。”庐隐的性格最放旷，自命孟尝君，她后来的小说《海滨故人》，就以“四公子”为原型。
程俊英的父亲程树德是清末翰林，日本政法大学毕业，是北大教授兼清华研究生院导师，我国著名法律史专家，著有《中国法制史》《九朝律考》《汉律考》等。1917年，程俊英从报上得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1919年改为国文部）招生，她用暑期两个月读完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顺利考取，成为首届录取的24名新生之一。但是父亲保守，并不支持女儿读书。母亲沈缇珉是清末福建藏书家沈卓之女，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程俊英13岁时，父亲纳保姆为妾，母亲郁郁寡欢。母亲很想谋求职业，自立自主，却未能如愿，她帮助女儿逃出去读书。
1919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又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程俊英的同学们多由各省保送来，很多人都经过一番曲折、抗争才得以进入大学，她们的人生从此转折。但大学生活并不全是海阔凭鱼跃的高远自在，校方的管理严格、拘束，个别老师冬烘、守旧，女学生们不免失望、苦闷。女高师的校服为僵硬的草绿色布衣与裙子，白袜黑鞋，一律梳“一把抓”的高髻，都颇乏味。“四公子”的假日出游，连带别出心裁的着装，算是小小地张扬了个性。
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四公子”当然也倾情参与。北大學生是“五四”前锋，女高师学生也不示弱，她们组成讲演团、宣传队去各处宣传，还奋力推倒学校的后门后墙，上街游行。这所全国当时唯一女子高等学校的学生，举着纸旗走上西长安街，高呼着“还我河山”、“打倒卖国贼曹、陆、章”、“抵制日货”等口号，还闯入新华门，冲进中南海……她们激愤、热切的面容，纤柔的身影，在1919年灰扑扑的北京，特别引人瞩目。这次游行影响巨大，程俊英和同学们都异常兴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女子第一次的干政游行。”此后，她们进出校门，无须向学监交出入通知簿了，有如小鸟出笼般痛快。
她们的老师，有国故派的刘师培、黄侃，新潮派的李大钊、胡适和欧美派的傅铜等，很多是来兼课的北大名师。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李大钊、胡适对学生们影响很大。胡适“将北大的文学新风吹到了女高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以白话文写讲义，对学生倡导白话文。程俊英回忆，胡适头一个向她们介绍《新青年》杂志，并将全套《新青年》借给她们。李大钊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他出的论文题目是“论妇女解放”，程俊英那篇写得“离经叛道”的论文被他选中，亲自送到女高师校刊发表。李大钊还鼓励学生们以话剧的形式批判封建礼教、宣扬婚姻自由。大家将汉乐府《孔雀东南飞》改编为五幕话剧，李大钊任导演，程俊英演刘兰芝，冯沅君演焦母，陈定秀演小姑，演员们写好各自的台词。1921年在学校预演，当年冬天还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了四天。观众多为北京各大学师生，很多人流泪不已。此后，程俊英还演出了《金钱与爱情》《一只马蜂》等话剧。
女学生初登话剧舞台，不仅又创了“第一”，开女演员演话剧之先河，还另具一层革命性意义：她们挑战了几千年来文人轻视艺人、轻视俗文学的传统。程俊英因此一度动心去当演员，后考虑到当时女演员处境卑微、险恶而作罢。
新文化运动的摧枯拉朽，使旧世界的板滞土壤渐趋松动，万物都添了新异。中国这批最早的女大学生有幸亲身淋浴五四精神的急雨飘风，她们的眼界和举止跟母辈相比，十足地标新立异，那可是炫目的时尚。程俊英等参加北大学生组织的杜威研究会、罗素研究会，去听杜威和罗素讲演；她们上街游行，剪发，演话剧，在学校会客室会见来访的外校男生，轰走宣扬“三从四德”的老师……既是受惠于新风尚新思潮，也是挣脱千年约束，张扬地释放青春激情、舒展个体生命，且苏醒了女权意识。
二、由绚烂归于沉潜
程俊英从奔放的五四青年，到沉潜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中间的转折看似突兀，却又自然而然。
幼时，母亲教程俊英古诗和四书五经、《文选》，国学根基被奠得很牢。她从1918年后不再写古文，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但是程俊英对萌芽时期的新诗却有所保留，觉得胡先生《尝试集》的尝试“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蝴蝶》），到底不如古诗蕴藉隽永，故一直坚持跟黄侃学古诗，最喜欢黄老师的诗歌选作课，也教授了一辈子古诗。
程俊英一生致力于古典文学，尤精于先秦文学，《诗经》研究更是成果累累。“文革”结束后，她修改存稿，出版《诗经漫话》《诗经译注》《诗经注析》等书，备受海内外学术界推崇。她还主编了《诗经赏析集》和《中国文学大辞典》先秦两汉部分。
程俊英与《诗经》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童年。七八岁时在福建私塾念书，老师每天的讲授内容就有《诗经》《千家诗》等。她记得：“读到《宾之初筵》：‘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几句，描写醉汉又叫又闹，搞翻宴会桌上的碗盘，歪戴着帽子，歪歪斜斜不断跳舞。绘形绘声，令人笑不可仰、乐不可支。”自那时起《诗经》就攫住了她。
《诗经》今译的版本不少，程俊英的译本特别受读者喜爱。她的主张是：翻译《诗经》，可以相对自由地“意译”，因为逐字硬译，难免涩滞；但是，为了尽可能接近《诗经》的本味，又不妨“拘谨”一些。来看她的翻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译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