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出不了“华盛顿”？
时间：2021-04-06 08:0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美国传记女作家凯瑟琳·鲍恩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生动刻画了1787年联邦立宪的细节，故事娓娓道来，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很有看头。美国立宪者克服重重困难，最后成就一部联邦宪法，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美国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而今天这部古老的宪法依旧生机盎然，确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美国立宪的最大“奇迹”在于，立宪者遇到“卡壳”的时候还能耐心地坐着“谈”，而不是动不动就“打”。某些因素看似偶然，却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譬如领导人的气质往往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影响深远，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也经历过“八年抗战”（独立战争），总司令是华盛顿。众望所归的他正是费城制宪委员会主席。他端坐在那儿不想打仗，这个仗就打不起来；他不想当皇帝，美国就注定是共和制；他当了两届总统就功成身退、卸甲归田，两届制在很长时间内就成了美国宪法惯例，直至修宪把这一条明确写进宪法。除了主持程序之外，华盛顿对美国立宪并没有贡献什么思想，但美国有华盛顿，实在是它的幸运。
不过这种幸运又不是纯属偶然。在中国历史上，战功卓著的军事领袖也多了去了，为什么从来没有出过华盛顿呢？事实上，别说华盛顿了，连拿破仑都没有；拿破仑虽然利用法国革命的混乱做了独裁者，但是毕竟主持制定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法典》，为国家法治作出过重大贡献，自己也为此青史留名。袁世凯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态，自己要学华盛顿，不做拿破仑，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又岂能和拿氏相比。然而，没人否认，袁氏是一个极能干、极精明的人；如果他在美国，说不定能有华盛顿的成就。为什么在中国就只能做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呢？甚至即便华盛顿来中国，或许也会成了袁世凯。美国是幸运的，法国也算是幸运的，但是为什么惟独中国百年立宪的运气那么“背”？
和英美不同的是，中国长期奉行权力至上文化。凡事都要先决出一个“老大”，其余即惟命是从，否则谁也不服谁。中国谚语“一山不容二虎”就是这种普遍心态的写照。如果同一个群体出现竞争者，那就只有“一决雌雄”、以分高下。既然胜负已决，那么结果必然是“胜者通吃”，胜者是不会也不需要和败者分享的，因而也没有谈判的余地。在权力决定一切的文化背景下，谈判纯粹是多余，要求谈判是示弱的表现。因此，我们几乎从来不会通过谈判确立一套彼此都能接受的规则，然后按规则办事。恰好相反，我们把失败的后果设计得很可怕，所谓“胜王败寇”；政治斗争的败者轻则失去一切，沦为阶下囚，重则掉脑袋乃至诛九族。既然谁也承受不起失败的苦果，各方都只有选择无规则、无底线、不择手段的恶斗。
权力至上文化所衍生的一种现象是有权必用，过期作废。这是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无需赘述。这种文化首先会阻碍良性社会改革，因为统治者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自信满满，为什么要改呢？改革者是对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满清保守势力无情扼杀立宪改良，屡屡错失改革良机，直至招来革命。1908年出台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错误自信的最好写照，自以为江山稳固、“万世一系、永永尊戴”，没想到三年后就爆发革命。此前还不知好歹地搞了一个“亲贵内阁”，激起全国公愤，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索。“不见棺材不落泪”，只要大权尚未旁落，统治者是不会允许改革的。
既然权力至上是一种文化，它便不局限于官场，而是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造成平民百姓也信奉权力，而不是讲道理、守规则。譬如办事托人就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这首先意味着权力的触须无所不在，但凡办事都要找熟人、“拉关系”；所谓“熟人”，就是控制着某一块资源并为了亲情友情或以后的利益交换而愿意“帮忙”的人。托人办事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并非这件事情是否应该办，而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将事情办成。上访人“信访不信法”的现象也是一样。这固然是因为司法不独立、法律不可信等原因造成的，但是也体现了长期形成的社会习惯思维，总是指望权力部门出来一个“青天大老爷”为自己撑腰，而不是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民主和法治渠道解决自己的问题。
权力至上文化所衍生的另一种习惯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不尊重弱者。这种习惯在平时走路、开车就可以看到。国外的规则是汽车让行人，但是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行人让自行车，自行车让汽车，小车让大车……其实每次相遇都是一次较量，双方显示的实力瞬间决定了谁让谁。欺软怕硬看似十分理性的自然反应，但是这种习惯会强化权力至上，致使规则至上的法治文化无处生根，进而产生非理性的政治选择。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一下没了底气，急忙抛出架空皇权的《十九信条》，可以说是一夜之间从传统的实权君主制变为“虚君制”。这本来是空前的历史进步，一个弱政府对于建立法治、保障人权无疑是有利的，但是中国人容不下弱者，不再会给满清机会；夹在强人袁世凯和拒绝妥协的革命军之间，年仅五岁的“末代皇帝”很快退位。假如当时各派能有1215年英国贵族的气度，或1868年日本维新人士的智慧，保留皇权并迫使其实施《十九信条》，中国早已走上英国的虚君共和之路。然而，我们信奉的是实力；一旦没有实力，还凭什么在位？而实力是靠打出来的，不然怎么知道你有实力？等到用枪杆子证明实力的一方控制了政权，权力游戏又开始了新的轮回，而胜者通吃的格局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执政集团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直至被下一个更强大的革命者武力推翻……
美国立宪者能在利益严重对立的格局下不诉诸武力解决，确实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并不能归功于华盛顿个人的英明，甚至也不纯粹归功于“立宪者”这个政治精英团体的睿智。归根结底，这个仗能否打起来，首先得问老百姓答不答应；如果使唤不动老百姓，精英们即便不共戴天又怎么打仗？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至多只能靠决斗、肉搏“私了”。当年独立战争是为了殖民地所有人的自由，凑齐了邦联军队。这一仗打了八年，好不容易打完了，还要再打，恐怕是没有谁会答应的——为了什么？为谁而战？不要忘记，虽然那个年代的各州政府算不上任何意义的民主标本，但也都没有专制政权的神通，想抓壮丁就抓壮丁，想派劳役就派劳役；他们想多征点税都要考虑能否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独立战争就是为了抵制英国人的税才打起来的。和平时期要拉起一支军队，自己人打自己人，谈何容易？换言之，美洲政府在其公民面前并不比当年英王在其贵族面前更强势；没有后者的同意，既没人又没钱，是没仗可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