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陂头会议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时间：2021-03-25 00:02: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二七”陂头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使对迅速打开赣西南与党的工作局面，推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以至对整个赣南、闽西割据地区的革命斗争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留下了其历史功绩。但也存在对形势的判断脱离实际，错误地估计了赣西南党和干部队伍的现状，伤害了部分干部等历史局限性。认真总结这次会议，吸取其经验教训，对我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二七”陂头会议 经验教训 启示
1930年2月6日至9日，在毛泽东主持下，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现为青原区）陂头村举行了联席会议，为时4天，史称“二七”陂头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前委代表毛泽东、宋裕和、熊寿祺外，还有赣西特委代表、红六军军委代表、红五军军委代表、苏维埃党团负责人李文林及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五十余人。毛泽东、黄公略、刘士奇、曾山等被推为主席团成员，组织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二七”陂头会议是一次对中央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会议。它不仅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和赣西南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赣西南革命斗争的任务和目标，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指明了赣西南党和人民斗争的前进方向，统一了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坚强有力的、能适应革命斗争迅猛发展需要的党的领导机构，对于推动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迅速开创新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对形势的判断脱离实际，错误地估计了赣西南党和干部队伍的现状，伤害了部分干部等历史局限性。认真总结这次会议，吸取其经验教训，对我们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二七” 陂头会议的历史经验
1、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的基础。
“二七”陂头会议通过详细讨论，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这一土地法比《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更为完备。体现在：在没收对象和内容上更明确、在分配对象上更全面、在废除债务和农业税征收方面有更新的规定。充分体现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方法上坚持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原则；“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与农民”，提出了赣西南土地斗争“一要分，二要快”的要求；［1］在债务废除方面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支持穷人翻身，坚决反对剥削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根据地内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二是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苛捐杂税废除，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添置了衣被和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2］四是广大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土地问题的解决，对于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迅速地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发展。
2、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政策规定，是共产党践行为民谋利宗旨、扩大阶级基础的保障。
联席会议为了实现攻打吉安，夺取江西全省，扩大苏维埃的战略任务，为红军地方武装及政权机关规定了严格的行动纪律和财政政策。
行动纪律主要有：1、各部队及工农群众到达的地方尤其是城市未得命令不得自由到民间及商店去搜索；2、各部队到达地方特别是城市应有计划的分配部队及负责人员去搜索应该搜索的处所捕捉该捕捉的人犯；3、关于没收反动派财产及捉拿人犯均归政治部指挥处理，关于搜索残余敌人及没收反动派军用品均归司令部指挥处理；4、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宣颁；5、不得破坏学校及邮政；6、没有政治的必须时，不得破坏公共机关及民众一切物品用具；7、禁止没有政治意义及群众基础的烧杀。
财政政策主要是：1、红军军饷及政权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增加中小商人的负担；2、商店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二千元以上的按照比例要求捐助军饷；3、向豪绅地主筹款用罚款名义，向商人筹款用捐款名义；4、对于豪绅地主所开的商店于其商店资本部分仍按照比例向其捐款子，于其豪绅地主部分则加以罚款；5、反动分子所开的商店经过宣传取得中小商人的同情之后，可以没收，否则仍不要没收。［3］
这些纪律与政策，体现了党为群众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也是我们党发动劳苦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消灭敌人的锐利武器，是对敌人造谣惑众污蔑共产党的有力回击。这也是共产党和红军深受群众拥护战无不胜的无形力量，是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的关键所在。
3、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红色政权建设是创建、发展、壮大农村根据地的必然选择和成功之路。
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确定红军和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争取江西全省的口号；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指出“由于这三大任务的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4］会议批评了赣西南有些地方割据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的错误，指出必须立即纠正这一现象。“二七”陂头会议前夕的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评那些对时局悲观估计和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肯定了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李文林式”根据地就是指赣西南东固根据地）、贺龙式的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和正确方向。
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发动农民群众、赢得对敌斗争胜利，创建农村根据地，不断推广红色区域，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必然选择和成功之路。
4、坚强有力的组织是开创工作新局面的保证。
“二七”陂头会议前，赣西南地区设有湘赣边、赣西、赣南三个特委，因省委遭敌人破坏，没有统一领导，互相不通声息。湘赣边特委与赣西特委虽然在遂川于田会议上决定合并，但未正式宣布建立办公机关，赣西南党组织仍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闽西、粤东虽建立了党的特委，处于边陲之地和流动状态，交通不便，敌人封锁严密，通讯技术落后，情况隔绝，既得不到上级指示，又相互不通消息，不利对敌斗争，又不利经验交流和相互支援；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都先后来到赣西南，是赣、闽、粤、湘一带的主力红军，虽隶属中央军委领导，但因中央军委在上海路途遥远，敌人阻隔，实际处于各行其是，独自为战状态。这一时期，赣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存在各作主张，盲目行动的现象，对于粉碎敌人“围剿”，巩固与扩大根据地，完成“三大任务”十分不利。因此，“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5］。联席会议为了统一指导赣西南、闽西、东江等区域的斗争，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东江等红色区域的指导机关——共同前委。前委由17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为统一赣西南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将中共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特委，指定刘士奇等为临时负责人，联席会议所建立的统一领导机关，新的、坚强有力的共同前委，适应了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需要，对于推动赣西南地区革命开创新局面，为江西苏维埃的发展和红军协同作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