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封锁斗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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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反复“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想了各种办法，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关键词］中央革命根据地 反封锁 斗争策略
［作者简介］裴明慧（１９７１—），中共南昌市湾里区委党校讲师。
１９３１年夏，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再次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战胜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战役后，赣南、闽西两个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１１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从这时起直到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军长征前，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国革命的核心。
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区，那里山峦重叠，山路崎岖，树木参天，物产资源较为丰富，一方面有利于红军利用地形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周旋，但一方面，由于交通极为不便，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反复“围剿”，也给根据地的物流和对外联系带来很大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在根据地周围各水陆道上设立关卡哨所，修筑碉堡，严密控制群众，搞“保甲连环”；同时禁止商人与根据地通商，严禁私卖私运盐、布、西药品，对私卖私运的人严惩不怠。由于种种封锁，造成了根据地内盐、火柴、棉织品等生活必需品奇缺，更不用说药品、通讯器材、枪械等战略物资了；同时根据地内的粮食、钨矿石、烟等产品也无法外运，物价不稳，农民们心急如焚。这严重影响了红军的供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红色政权的稳定，打破敌人的封锁成了根据地军民的首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想了各种办法，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与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基本保证了根据地正常运转的需要。可以说，颇具特色的反封锁斗争策略对当时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扎根群众，自力更生
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物资困乏的问题，党和红军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群众，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根据地沿用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的有关土地政策，将没收来的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除了交纳少量的税收，其它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这就使农民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时主要抓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亲自抓生产，他大力提倡创办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大家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庄稼的丰收，１９３３年，全根据地农业生产增产一成半，１９３４年，农业也大丰收。
翻身做主人的感觉使根据地的群众自觉地投入到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去，很多人捐出了除自己生活必需品之外的所有粮食，大量的青壮年入伍，红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对群众的大力支持，党和红军也给予了很大的回报，烈军属们受到大家的尊重，得到了很多优待和照顾，比如可以分到一些紧缺的物资，如火柴、棉布，买东西可以打折，烈属还可以获得抚恤金和免费劳力等等。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使红军能不断获得有生力量，补充兵力，向外发展。以瑞金为例，这一时期全县为革命牺牲约１８０００人，另有约５万群众被残杀，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已达８万来人，是根据地创建初期的两倍；人口由２５０万发展到３００来万；下辖的县城也由２１座扩大到３５座。
根据地的军民在紧密合作中，充分利用了矿藏丰富、物产富裕的特点，对自身急需而又遭到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紧缺物资采取了自力更生的方式：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根据地还创办了兵工厂、修械所，先只能对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进行修理，后来能自制土雷、子弹、土手榴弹等武器。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通过军民的创举，取得了很大成效，解了燃眉之急，谱写出一曲曲军民携手合作，共同发挥聪明才智，打破敌人封锁的凯歌。
二、鼓励商贸，促进物流
打破敌人封锁的第二种重要方式是想尽办法鼓励商贸，促进根据地与外界的物资流通，当时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陈云、朱琪都亲自抓这项工作。根据地专门成立了对外贸易总局和消费合作社，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亲自坐镇于都，监督运输。此外还成立了赣江办事处、江口贸易局等具体的办事机构，来大力开展根据地与白区的贸易。
在白区，主要是动员和组织白区群众开展反封锁斗争，发展党组织，开展工运，探听情报；另外要想各种办法来扩大贸易，与大商家做生意。针对商人谋求高额利润的心理，根据地出高价购买盐、燃料、火柴等禁运品，这就使一些商人通过各种方式与根据地进行贸易。有些人将船做成夹层，将煤油和盐夹带其中，通过赣江运入根据地，然后再将根据地的粮食和钨矿石运往外地；还有人将大毛竹打通全根竹节，把盐装竹子里，扎成竹排，顺流向下，运到根据地等等。这样来回往返，可以赚到几十倍的钱，这就使他们愿冒风险往来于根据地内外进行贸易。一些小额贸易也比较活跃，小贩们常常将电筒、电池藏在粪车里，把盐藏在衣服夹缝中，把药材放在糕点盒中偷带进根据地。根据地还专门派代表去白区和一些有路子的大商号进行接洽，建立了较稳定的关系，甚至与国民党驻赣州防军李振球部也有商贸往来，赣州的大商家广益昌号就与李振球各派了一个代表住在江口，与根据地对外贸易局进行货物交换，进行大宗的贸易。
在根据地内，则大力疏通河道，减少运输时间。为了解决运输问题，根据地成立了河流修道委员会，进行架桥和做新船的工作。另外还做好赣州撑船工人、码头搬运工人的工作，使他们成为反封锁斗争的主要力量。
在商贸问题上，根据地的政策较为灵活，没有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被教条主义所束缚，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例如：对于商人的利益，根据地进行了保护，这与对土豪劣绅的政策是有区别的，筹款、筹粮都是通过贴布告、做宣传和协商的方式，没有搞强迫命令。对于一些商人较小的见利忘义行为也较为宽容，在政府的监控下，凡是有路子的人都获准做生意，包括一些放高利贷的人。根据地有自己的造币厂和金银作坊，能依据商人们的要求铸造银元的样式和打造便于携带的金银手饰，满足他们的需要。通过种种商贸方式，根据地获得了一些急需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资匮乏的压力。
三、利用矛盾，分化瓦解
打破敌人封锁的第三种重要方式是利用各种矛盾，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旧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地方军阀和蒋介石有着种种的矛盾和冲突，一是担心自己的力量受损后被蒋介石所吞并，二是不满意蒋的所作所为，所以在对待根据地和红军的问题上，与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区别，中央根据地周围的情况更是如此。党在分析了具体情况后，对他们能争取的争取，能达成某种默契的则达成默契，最大限度地分化和瓦解了敌对阵营，使自身面对的压力减到最小。最成功的例子就是宁都起义和与陈济堂达成的协议。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驻宁都的国民党二十六军（原冯玉祥部）因不满蒋介石“以毒攻毒”的政策，在我党的大量工作和努力下，于１４日举行了反蒋起义，这支队伍在起义后被编为红五军团，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表现英勇，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紧临根据地的广东军阀陈济堂，由于担心蒋介石排除异已，先是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消极怠工，后来干脆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私下谈判。１９３４年９月，双方订立了中立协约，并约定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和互换情报。红军与广西的军阀也订立了类似的协约，因此长征初期，红军在过两广境内时十分顺利。至于国民党驻赣州防军李振球部，也在利益的趋使下，与根据地有着一些联系，进行着商贸上的往来。
通过种种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据地的对外联系方便许多，对人员进出和物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重视技术，网罗人才
制定出一套获取技术、网罗人才的政策和措施是根据地打破敌人封锁的第四个重要方式。为了从外引进人才、争取敌方人才，根据地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方式。中央根据地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给予了根据地大量的支援：一是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提供大量资金，二是安排大批人员到苏联留学，接受电子、密码等有关训练，这些人回国后，对电子、密码等技术十分精通。针对专业技术人员奇缺的情况，根据地还想方设法地争取敌方人才，主要是敌方的报务员和医务人员。在战斗中，俘虏这些人后，会专门组织人员对他们宣讲政策，并给他们提供各种优待，比如薪水高的照发，低薪的酌情增加，实物配给中也予以照顾等等。这种情况下，许多被俘人员都留下来为根据地服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根据地还在红军战士和群众中挑选有基础的人员进行培训，举办了医务人员培训班、通讯人员培训班等短训班，自己培养专业人才，以应急需，通过这种方式，大批根据地自己培养的人才在不断的实践中也迅速成长起来了。在根据地军民的努力下，中央苏区能与上海、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并能侦听国民党前线部队的联系电文，完全出其不意；也能在简陋的条件下对伤病员进行必要的救治，挽救了大批伤病员的生命。
参考文献：
[１]《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
[２]《中共党史人物传》第９卷，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版。
责任编辑钟海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