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龙与司徒雷登、庞德
时间：2021-03-06 16:01:5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特务嫌疑”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复旦大学给杨兆龙所拟的三大罪状之一，但罪证却没有列出一条。相反，他一生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事情。
一生反帝爱国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别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其中捕去学生40余人，射杀学生4名，击伤学生6名，路人受伤者17名，死亡3名。6月1日复枪毙3人，伤18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这场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正在东吴法科读书的杨兆龙表现积极，被学校学生会推选为代表加入上海学生会，任该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对日本和英国当局的谈判交涉，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赔偿受害者家属损失。这是杨兆龙第一次参加反对日本英国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学生运动。
1929年经老师吴经熊推荐，杨兆龙受聘为租界临时法院推事（法官），专办华洋诉讼案件，并受其师委托撰写《上海租界法院成立以来办理涉外事件之报告》。任职期间，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坚决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对为非作歹、触犯刑律的洋人依法判决，绝不宽纵，因此常与陪审的外国领事发生冲突。创办于1864年的英文《字林西报》曾多次报道杨兆龙的事迹，盛赞他为“公正的青年法官”。杨兆龙在自己的自传中说：“外国领事团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故向南京司法部提出条件，即不准我（杨）在改组后的法院任推事，司法部部长魏道明屈从外国领事之要求，将我去职。”
1936年日本加紧侵华，国内抗日呼声普遍高涨，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富有爱国思想的杨兆龙，决定放弃原定赴俄、波、捷考察之计划，结束在柏林大学之法学研究，于这年夏季毅然回国，投身抗战。他一边为政府起草抗战所需要的法律文件，一边撰文呼吁废除领事裁判权，先后发表了《领事裁判权与危害民国之外籍人民》《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等论文。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海牙等邀请他到国外，他认为这样做就如同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白俄”，因此，断然拒绝。
与司徒雷登仅属一般师生关系
1916—1922年，杨兆龙在镇江教会私立润州中学读书，校长是约翰·林顿·斯图尔特（ John Linton Stuart），他1866年由美国来杭州传教，后来又娶了位美国姑娘，共同在浙江一带传教。夫妇两人热衷于创建学校，选拔天资好的孩子读书。杨兆龙学习勤奋，英语特佳，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而深得校长赏识。校长特意安排了杨兆龙与他的赫赫有名的儿子——燕京大学校长、比杨年长28岁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相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经过两个阶段和两种不同评价。一是改革开放前众口一词的痛批，这是因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时评文章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二是改革开放后有人在网上发表纪念他的文章，觉得毛泽东的文章有点冤枉他。司徒雷登约在1954年撰写的《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也于201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封底写着这样一段话：“司徒雷登，他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在中国家喻户晓，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他是名副其实的‘燕园之父’，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奔走呼号，由燕京大学奔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全部是由他指示校方解决路费的。1949年，回到美国的他患上了脑血栓，此后的13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伴随着他，直至去世。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因为，在中国安葬是他的意愿，他评价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毛泽东当年对司徒雷登的评论错了吗？大体没错。首先，毛泽东没有抹杀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和抗战事业所做的贡献。他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表明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贡献。他当年在美国筹集资金250万美元，建立了燕京大学（当时共花费360万美元建成），任校长和校务长27年。据统计：燕大办学33年注册学生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表明司徒雷登曾经是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率领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这才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燕大不仅为沦陷区学生提供了继续求学之处，还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宪兵第二天就逮捕司徒雷登，他坐牢时间长达3年零8个月，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燕京大学毕业的黄华在其《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一书中也说道：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主持下，“不像其他大学那样直接处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下，学生的活动受到种种干扰和镇压，学生很容易被逮捕和监禁”。燕大的外国教授多数能明辨是非，秉彰正义，同当时普通美国人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反对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燕大这种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学生的抗日思想得以较自由地抒发，燕大学生在当时的北平学运中实际上处于前卫和骨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