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救国：浅谈罗家伦的核心教育理念
时间：2021-02-27 16:00:1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罗家伦毕生致力于“学术救国”的思想研究与实践。他肩负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任，同时还承担着挽救国家危亡和改造社会的政治任务，具有教育与政治的双重角色。终其一生，他始终在“为学”与“为官”之间徘徊。尽管时常有“为学”与“为官”的选择冲突，但他所做之事仍多与学术密切相关。因此，罗家伦个人的学术成就和他在大学的学术管理，均可统一于他的“学术救国”的核心理念之下。重温罗家伦学术救国等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可为现今大学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罗家伦 学术救国 核心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8-0137-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8.028
罗家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他不仅是“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还是“中央大学”发展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2-1941年）。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央大学”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西迁重庆，使得这所民国最高学府能够弦歌不绝，并成为大后方院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所国立大学。罗家伦掌校时期被誉为是中央大学的“黄金十年”。作为五四运动的健将，始终在“为学”与“为官”之间来回穿梭，这成为罗家伦人生道路的一个鲜明特色。他“不但对中国学术有所贡献，且其学术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1]。
一、博通中西：罗家伦的教育生涯及其历史影响
罗家伦，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897年 12月21日出生于江西南昌。幼年便开始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这为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国学根基，初步奠定了其终身爱好文史的学术倾向。17岁时，罗家伦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中学部。三年学习期间，深受复旦大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等学风的熏陶，深受启发，便时常发表杂文，针砭时弊。1917年，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对罗家伦颇为欣赏，为其提供了许多锻炼机会，并在经济上给予很大帮助。罗家伦也非常崇拜校长蔡元培，被其人格魅力和办学思想所吸引。后来罗家伦主持“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时，强调大学的使命在于学术研究，大学要重视师资，实行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原则与作风，这都深受蔡元培思想的影响。罗家伦与胡适的友谊也比较深厚，在胡适的指导帮助下，罗家伦很快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特别是创办《新潮》杂志来宣传思想解放与文学革命等主张。
1919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前后奔走在北京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并起草了唯一的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在宣言中庄严宣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2]被选为学生代表的他，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喊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后深得民心，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健将”。之后，为避开军警的抓捕，1920年5月，罗家伦被蔡元培等选派赴美留学深造。赴美之后，便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他与爱国学生尖锐指出：“华盛顿会议不过是列强结成同盟，共同宰割中国而已。”[3]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受欺的事情刺激了罗家伦，表达了“仆仆于道路，而于国事无补，大足痛心” [4]的愤怒之情。之后，罗家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共选修了12门课程。1923年，在得到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的经济资助之后，罗家伦转赴欧洲，相继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伦敦大学求学。在巴黎学习期间，他荣幸地成为巴黎亚洲学会的会员。1925年，罗家伦自马赛乘船归国。六年留学期间，罗家伦没有专门攻读学位，而是师从大师学习文学、哲学、历史、民族、教育等知识，极大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为其日后管理大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回国后，罗家伦便供职于“东南大学”，教授历史。1927年，他受到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召见后，出任蒋的秘书，此后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新军阀阎锡山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阎锡山的势力控制华北之后，清华园内掀起了“驱罗运动”，罗家伦不能继续维持清华的局面，只好辞职。尽管上任只有两年的时间，但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仍然是卓著的，其中较为杰出的成就有两个：一是使清华改属于“教育部”管辖，为清华的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二是从贪官污吏手中索回巨额清华基金，为以后清华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对此，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曾评价道：“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5]台湾地区学者苏云峰也感叹：“历史是不能切断的，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新的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6]
1932年，罗家伦再次受命担任了“中央大学”校长，通过一系列改革，终于打造了一所名师荟萃、学术水平高、教学质量好的民国最高学府。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罗家伦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师生将“中央大学”的图书、设备、动物、植物等基本完好无损地搬到陪都重庆，这为保存中国高等教育的命脉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于罗家伦的办学业绩，朱家骅后来回忆说：“我逼志希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7]1941年1月，由于国民党内部高层之间的争权夺利，罗家伦被迫“主动辞职”，黯然离开了“中央大学”，虽然离开大学，但其对国家培养人才的贡献有口皆碑。之后，不甘寂寞的罗家伦又转入了政治之中，并于1969年病逝于中国台北。
二、“为学”：罗家伦教授的学术努力
尽管有学者认为，“罗家伦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求学与为政两难之间的取舍对于罗家伦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8]。但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之后，罗家伦曾反思说：“我的天性，确实在求学方面比事务方面见长。”[9]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尤其是赴美欧留学六年期间，他逐步明确了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独立的理想。他希望中国能够与世界接轨，组织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促进学术的繁荣，以增强国力。因此，留学时罗家伦不追求学位，他是根据学术需要到处游学，获取知识，博采众长。他回忆说：“当时大家除了有很强求知欲外，还有想在学术里求创获的野心。不甘坐享其成，想在浩瀚的学流之中，另有会心，成一家言。”[10]正是基于此，罗家伦逐渐将历史学与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在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期间，单独开设“中国近百年史”与“西洋近百年史”两门课程，并与其他教授一起开设了“近代西洋学术概观”课程。同时，他还与学界同仁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一道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并收集了大量资料，还提出建设一个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的构想。在写给未来妻子张维桢的信中，他也提到：“现在的志愿，是学问上一件重大的贡献。我所愿过的是一种学者的生活”，“对于实际加入社会政治运动一层，我认为‘泥中斗兽’，决不愿以我更有效的精力，用在这种常得负号结果的事情上面。”[11]此时的罗家伦更愿将更多精力用于学术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