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的发展
时间：2021-01-17 16:00: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冷 东（1953），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明清史、岭南文化、十三行研究；沈晓鸣（1987），男，广东广州人，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十三行研究。
摘要：“客邮”是指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侵犯中国主权，在中国传递信息及物资的早期西方邮政系统。《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是鸦片战争之后，1877—1878年“客邮”在广州发展的具体记录，也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局的变化再现。可以从中认识书信在当时客居中国的外国人生活中的作用，理解“客邮”对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及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客邮；书信；邮局；广州
中图分类号：F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055-05
《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一书的作者为格雷夫人（Mrs. Gray），她1838年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滨海的布莱顿市，成长在一个乡村绅士家庭，婚前名字为茱莉亚·科克斯（Julia Cox）。1876年，37岁的茱莉亚·科克斯与在广州任职的53岁英国牧师约翰·亨利·格雷（John Hey Gray）结婚。婚后格雷夫妇在1877—1878年回到广州生活了14个月，1878年格雷夫人回到英格兰，直到1921年去世。在广州期间，格雷夫人经常写信给远在英国的母亲，描述她在广州的见闻和感想，这种带有游记性质的信件共写了44封，于1880年结集在英国出版，后由梅贝坚博士翻译为中文。本书信集是鸦片战争之后“客邮”在广州发展的具体而翔实的记录，是“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业务从部分到完整、影响由局部到全面变化的再现。一、“客邮”运作从秘密到公开
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被清政府指定为唯一与西方国家进行海路贸易的口岸，成为中西商贸及文化交流的中心，大量外国人士停留广州，贸易、政治外交、文化交流及个人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信息流动量，对承载信息传递的邮政业提出了更多要求。而中国传统邮驿体系只传递官方公文信函，不受理民间和海外邮件，清政府拒绝与通商各国建立正常的邮政联系，主要依靠十三行商作为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居中转达官府对外商的谕令、告示和外商的公函书信，十三行部分承担了中外邮政的功能，但满足不了外国与中国贸易、文化和个人信息交流的需求，这些成为了“客邮”产生的客观条件。
英国是18世纪以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西方国家，随着来广州英国各界人员的日益增多，书信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传递[1]，正如马士所说：“早年是没有邮政便利的，每个发信人或收信人都须依靠其本公司的船只或其他公司的便船。”外国来华人员书信在中国境内的传递受到严格限制，外商在华贸易期间的相关需求需请求清朝地方政府解决。但地方官府不同外商发生直接接触，而是由行商作为中介，代清政府向外商传达命令规定，代外商向清政府转递他们的书信、请求，“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2]。《粤海关志》详细记载了具禀程序：“必须赴总督衙门禀控，应将禀词交总商或保商代递，不准夷人擅至城门口自投”，“若事属寻常，行商并未拦阻不为代投，及不应具禀之事，该夷人辄行逞刁违抗，带领多人至城门递禀者，即将该夷商贸易暂停一月，不准买卖货物，以示惩警”[3]。因一般贸易事务引起的纠纷，外商应到粤海关衙门投诉；一般交涉事务，应到澳门同知、香山县丞等衙门投诉，按照一般程序审理。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前往内地秘密传教，携带书信被清廷缴获，乾隆朝教案因此爆发，传教士、涉案官员和十三行商皆受到严厉处罚[4]。
19世纪中期，为满足英国与中国之间信息传递及在中国境内中转的需要，英国商人在往返中国的英国商船上设置了信箱，负责邮件的运输，驻广州英国商馆负责信函的收集、中转和分发。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Napier（一般翻译为律劳卑，下同）在广州英国商馆开办了一间最早的英国邮局[5]。这间邮局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邮权，是非法的，因此只能在英国商馆中秘密存在。也因为律劳卑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两广总督卢坤“传谕天朝定例，除在粤贸易大班等夷商之外，非奏奉谕旨，不准进省。该夷目查理贸易事务，应即在澳门居住。如欲进省，应告知该商等，先行具察，本部堂驰驿入奏，恭候奉到大皇帝谕旨，再行饬遵”[6]，下令停止与英国的贸易，撤退通事、买办、仆役，驱逐律劳卑离开广州，律劳卑被迫退回澳门后病故。这个事件称为“律劳卑事件”，被英国政府视为极大的耻辱，成为英国朝野鼓吹发动鸦片战争的催化剂之一[7]。
鸦片战争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政府立刻在香港设立邮局[8]3738，随即派驻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为英国邮局的代理人，领事馆成为邮局处所所在，每个领事馆为发往香港的信件保持一个邮箱。其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四款第一条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这就使英国侵犯中国邮权的“客邮”得到了条约的掩护。至1868 年，英国已经在广州、福州、汕头、宁波、厦门和上海等地设立了六个“客邮”机构。
英国在中国设立的邮局中，广州英国邮局占有重要地位。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要求在广州沙面建立新的商馆区[9]。1861年9月，英国与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了《交换沙面英租界协定》[10]，英国邮局设在沙面英国领事馆内，在沙面域多利酒店设有邮政代办所，设信箱收寄邮件，随后英国政府将邮票提供给了领事馆及邮局，使客邮功能进一步完善[11]。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在沙面竞相设立邮局，从此沙面成为西方国家“客邮”在广州的大本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变化中，《在广州的十四个月》书中反映了1877—1878年间广州与英国的书信往来已经非常通畅，信件可以根据邮寄人的要求在指定地点领取，因此格雷夫人途径香港领取信件后回信称：“能够接到您（妈妈）和其他朋友的信，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为此，请给朋友们转达我们最温馨的谢意。这些信和我们一样，都在同一天到达香港。信都保存在邮局，而没有直接寄到广州。”[12]7格雷夫人居住在广州沙面后，会定期收到从英国寄来信件的通知[12]169172。在广州居住的14个月中，格雷夫人给家人写了44封游记性质的信件，她还给母亲写了另一套私人事务的信件，此外还有大量写给朋友的信件和收到同样数量的来信，反映了“客邮”在广州乃至中国已从以往的秘密状态而变为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