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瀚:我为祖父杨虎城申冤:杨虎城将军纪念馆 概况

　　2010年10月，杨瀚――抗日名将杨虎城的孙子，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 　　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祖父的研究堪称专家级。
　　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
　　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
　　答案在张学良身上。
　　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你好”便不再言语。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两次相见，张学良都拒谈祖父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杨虎城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的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过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父亲不忘让张闾蘅给张学良捎去些礼品，而张学良也在1990年托人给父亲带来亲笔题词：“拯民世弟：爱人如己，张学良敬书，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结束幽禁生活，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当时中央决定去纽约看望张学良，父亲是被考虑的人之一，但后来派吕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见张学良是礼貌性的拜访。我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他1998年10月份去世，生前总想见张学良一面。他十几岁的时候和张学良是比较熟的，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我们家来往比较密切。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门口，我带着女儿杨好好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他做礼拜的时候，我去见他。我先到的，他入场的时候，张闾蘅把我介绍给了他。
　　张学良坐在轮椅上，听说我是杨虎城的后人，怔了一下，然后就说“你好你好”，便再也没说什么了。
　　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儿始料不及，为何会这样呢？这个与祖父一起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为何如此平静？
　　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百岁寿诞。我到他（张学良）住的夏威夷希尔顿酒店，看见张闾蘅正推着他到海边散步。
　　可是他依然不想谈，根本没有谈话的意思，事实上我也没带着问题去。后来我们就一直待在祝寿等公共场合，我没有机会与张学良谈具体的问题，张学良也没有向我提及他与祖父当年的往事。
　　张学良为何不愿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变呢？我很迷惑，因为两家有缘，我两次去美国看他，没想到他那么平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从那会儿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我面前的张学良，确实是老了，我觉得他对祖父的事情有点不堪回首，所以不愿意去谈。他的口述史里讲过，对祖父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东西（《西安事变反省录》）里称，确实是受祖父影响比较大。
　　
　　蒋介石设计诱捕祖父
　　
　　蒋介石诱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与共党勾搭，疑返陕”。
　　祖父在欧洲时，曾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打算通过苏联回国。这是非常机密的事件，却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就是根据斯大林的通报，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决定，让宋子文把祖父“弄回来”。当初，祖父确实是想从苏联进陕西，由此可见，这个消息确是斯大林通报给蒋介石的。
　　曾是宋子文幕僚、祖父的高级参议郭增恺也曾在1963年回忆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身边的人那里得知，是苏联当局将祖父的计划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由此改变了原先不让祖父回国的想法，并设计了一个诱捕计划。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宋子文发电，引诱祖父“自动返国”；第二步是祖父“自动返国”后，由宋子文亲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后即由戴笠组织拘押。
　　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到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祖父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资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电报说：关于中苏关系，谣传繁多。杨将军此时赴苏考察，不合时宜，请推迟行程。这封电报彻底否定了祖父从苏联假道回国的计划。
　　但祖父本人决议马上起程回国，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对于祖父的回国过程，我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号”抵达香港，岸上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委会来欢迎的。这个人实际是军统局的少将特派员。
　　第二天，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祖父。宋子文见到祖父时，表现得十分热情，还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岛酒店同住，与之畅谈。
　　11月28日，蒋介石来电给祖父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转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当时祖父决定让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临到11月30日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时30分，祖父乘坐的飞机起飞，下午飞抵长沙。祖父按照事先的安排住进六国饭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祖父去武昌找他。无奈，当晚12时20分，祖父又乘粤汉火车从长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后，祖父乘坐火车抵达武昌车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
　　在机场的时候，戴笠以飞机小只能乘三个人为由，只让祖父一人上飞机。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同意王上飞机。戴笠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不想在这里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响秘密逮捕的计划。戴笠在执行逮捕祖父的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汇报请示，这些电文都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后，被转移到距离市区三十华里的梅岭别墅里。
　　
　　祖父和家人被监禁十二年
　　
　　1938年1月14日，祖父的第三位夫人谢葆真携子拯中，到达南昌。结果一到南昌，他们都失去了自由。戴笠将他们秘密关押在市里的一处居所，直到半年后才让他们与祖父相聚。
　　1938年秋，祖父由长沙移至益阳桃花仓，直到冬天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祖父一家又被解往贵州的玄天洞。从此结束了“软禁”，开始了正式的囚禁生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钟乳石大山洞，原来里面有一座道观。特务们看中此处后，赶走了道士，停了香火。因为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还亲自上山察看了一番。修好供特务和宪兵住的房屋后，就将祖父移送过去了。
　　祖父与家人在洞前只能看到不大的一片天。祖父住的房屋，都装有栅栏，在室外活动，也有一定的时间，不可以随意出入。
　　白天，祖父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十几步远的一个山嘴去眺望通过息烽的公路。一到夜间，特务们便不准他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他在贵州关了八年，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二十多人的特务队，日夜在那儿看守，这比对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后来到了重庆，这批人又全部跟着到了重庆。
　　1938年10月，戴笠亲赴贵州视察对张学良和祖父的关押情况后，给蒋介石发电报：
　　27年10月14日 戴笠
　　生于8日离渝往息烽晤虎城，修文访汉卿，各处警备颇密。
　　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
　　对于看守祖父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1940年，戴笠又亲自往息烽布置一番，便衣特务看守得更加严密。
　　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人们都很高兴。祖父也希望抗战胜利以及八年的时间能够减少蒋介石对他的仇恨，给他自由。当时就连一些特务也都这样认为，因此对祖父的态度也有改善。
　　1946年春天，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祖父、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蒋介石表面上不反对，但是暗地里赶忙下令杀了罗世文、车耀先，同时对中共谎称早已处决了；张学良被秘密押送台湾；祖父一家和两位副官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继续关押。
　　这时，祖父对自由的希望全失，情绪很低落。1947年，因为关押而精神失常的谢葆真含恨去世。在长期的迫害下，祖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不久就病倒了。
　　1948年秋，祖父患了严重的胆结石，住院做手术。在祖父生病住院期间，保密局时时有电报向蒋介石报告病情，这些电报也都保存在台湾“国史馆”中。
　　祖父住院期间有位医生姓张，他在给祖父治病时偷偷地把从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延安的消息告诉了祖父；祖父也把戴笠他们的几次劝降，要他承认错误就可获得释放的事告诉了张医生。
　　在李宗仁代行总统后，曾在1949年1月24日指示顾祝同释放拘押的张学良和祖父。但蒋介石坚决反对释放。毛人凤、徐远举等人决定把祖父先转到贵阳。徐远举在劝祖父转移时，祖父曾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
　　后请来了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劝祖父转移，周养浩说：“蒋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就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祖父就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专机转往贵阳。祖父等人就又在贵阳的麒麟洞住了近七个月。
　　周养浩就是蒋介石屠杀令的执行者，当时是毛人凤到重庆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处决祖父。执行以两个人为主，一个是徐远举，一个是周养浩。周养浩还亲自到贵州，把祖父说服到重庆。本来祖父被关押在贵州，但在贵州暴露了。麒麟洞是贵阳市的一个自然公园，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地点本身就很引人注目，祖父在此被关六个月后，当地一些有地位的人就知道祖父在贵州了。蒋介石要杀祖父，而且要秘密杀害，让外边人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搞了个行动。如果在贵州杀了祖父，不免让人认为是政府行为，但在转移中杀了，就可以说成是被土匪杀了或是被共产党杀了，总之都可以造这种局。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从广州飞抵重庆召开会议，决定了要在重庆把祖父和其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
　　
　　祖父和家人、下属被秘密杀害
　　
　　 8月27日，毛人凤在重庆罗家湾交警旅长何龙庆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周养浩开会，密谋杀害祖父等人的计划；同时布置周养浩到贵阳，负责将祖父一行押回重庆。
　　9月1日，周养浩到贵阳麒麟洞，骗祖父到重庆晋见蒋介石，然后转押到台湾。对特务们这一举动，祖父也是心怀疑惑。但他没想到蒋介石要杀害他。
　　几天后他离开贵州，刚到重庆，连坐都没坐，进了屋子就被杀了。中共和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执行屠杀令的除了高层（徐远举、毛人凤、周养浩）知道，连刽子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杀的是个姓杨的。这些人大部分没有和祖父接触过，只有祖父在贵州被关押时的队长张鹄参与了，只有他知道。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代：“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9月6日，特务乘车重返重庆中美合作所。车一出发，周养浩就给毛人凤打了电报，让重庆特务安排好行刺。当晚11时许，祖父和儿子拯中及秘书宋绮云等人到达戴公祠。特务张鹄引他们进入房内，祖父走在最前面，二十出头但头发已花白、佝偻着背的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跟在后面。
　　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齐拥上去，把祖父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拯中在侧边房子里。特务们杀了祖父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了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了他的秘书。特务们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拯中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小萝卜头宋振中和祖父九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祖父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九年的监牢生涯后，也死于特务之手，她幼小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凶手们在祖父父子二人的面部淋上硝镪水，然后把祖父的遗体掩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坛里。
　　那是1949年9月6日午夜，五十六岁的祖父遇害，同时被害的还有祖父的儿子杨拯中及不满十岁的女儿杨拯国、祖父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其孩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等八人。
　　他们把祖父害得神不知鬼不觉。蒋介石在刚到台湾时的宣传里，讲的是在重庆撤退时祖父被土匪杀了，但后来就不这么说了。
　　在我看来，蒋介石杀祖父多少有点复仇的意思，蒋介石终于报了他十三年前被扣在西安的大仇，他多年倍感耻辱的心灵得到一点安慰。后来，毛人凤对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杀祖父不杀张学良呢？因为祖父知道西安事变的详细过程，西安事变是祖父策划的；同时，祖父始终不低头，蒋介石也不想祖父和苏联人有联系。
　　祖父是9月6日被杀的。9月27日，蒋介石在台湾给毛人凤和吴越祥每人一万一千大洋，奖励他们处理大陆事务有功。这里面包含不包含祖父的这个事件，不得而知。对于蒋介石杀我祖父这件事，不能单单理解为是家仇，蒋介石是一个政治、封建思想集中的代表，一方面是为了泄私恨，一方面是为了立威，来遏制当时部下对他的背叛潮。
　　
　　两函连战和马英九为祖父平反
　　
　　2005年5月，我致信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我在信中说：“一个忠党爱国的老党员，国家的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这样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岂能为党纪国法所容？”在信的最后，我写道：“您应为杨虎城同志平反昭雪。”
　　信函发出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
　　同年11月，我接到时任台湾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的回函。张荣恭没有回应“平反”一说，而是在信中透露一个消息来安慰我们。他在落款为“张荣恭敬启，九十四年十一月三日”的信中说：“杨虎城将军的签名与照片在本党中央公开展示，乃六十年来之首次，应系今年（2005年）国共正式和解后的新发展。”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同年8月正式就任。2005年12月29日，我从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处得知，连战先生卸任国民党主席时没有将信函转给马英九继续处理，但马英九从相关渠道得知我写信一事，提出了两点疑问。
　　马英九向邵铭煌提出：一、杨虎城到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馆藏档案中有没有明确记载？二、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并让邵铭煌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阅相关档案。
　　但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并没有相关的历史资料。
　　2006年1月19日，我致信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希望中国国民党将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的事情做好、做彻底(贵党应以文字形式对杨的爱国思想作出评价；对被非法长期监禁，遭到残杀并殃及子女的行为作出交代与道歉)。”
　　这封信发出至今，马英九及中国国民党一直没有回复。但是，关于他提出的那两个问题文字方面的结论，我正在找，并不断有发现。
　　但是，在我看来，马英九提出的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首先，祖父的被害，无疑是蒋介石下令的。因为祖父被关押期间，蒋介石非常关心他的关押。开始是军统局，后来是保密局。在军统局的时候，戴笠给蒋介石都有单独的电报来报告关押祖父的情况，电报我现在都找得到。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叫保密局，保密局仍然给蒋介石专报对祖父的关押情况。1947年，祖父得胆结石做手术，在住院期间，保密局给蒋介石有三份电报，连体温、手术情况及手术后的恢复情况都给蒋介石有专报。现在从台湾公布的和我发现的情况来看，足以说明蒋介石对祖父的关注。
　　这些情况与蒋介石是否下令杀害祖父有直接关系，对这么一个人，他最后的处理，保密局不可能不给蒋介石通报。就连祖父发烧多少度、体温多少都要报告给蒋介石，这个会不报吗？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曾专门召开一个会议，下达了不允许执行李宗仁释放张学良和祖父的命令。
　　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宣传，开始讲祖父是在重庆撤退时被土匪杀了。不过，现在不说了，说是被下面的人擅自杀掉的，把责任推卸到下面，下面的人和祖父无冤无仇，而9月6日的重庆是很稳定的，因为解放军还没有入川呢，所以根本不存在混乱局面和大撤退，他的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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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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