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专业 我所知道的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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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日7时18分，一位百岁长者溘然长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他便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我国现代遗传科学的奠基人谈家桢教授。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
在我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的时候，跟谈家桢教授有过许多交往。我们曾经一起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科协的会议，同住在北京京西宾馆。在那里，他接受我的采访，详细地谈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波折，他还送我在美国留学时的珍贵照片……
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的学生
1980年3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大厅里，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千五百多名代表与中央领导人合影。在合影时，谈家桢与一位白发苍苍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他俩意味深长地说：“这也是我们五十年师生之谊的纪念照!”
这位皓首银发、高个子、脸膛黑里透红的代表，叫李汝祺。他当时已是八十六岁高龄，曾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生物系遗传室主任，天津人。
谈家桢，中等个子，身体壮实，前额宽广，当时虽然年已七旬，仍然显得很精神。
谈家桢祖籍浙江宁波，1909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二)生于浙江慈溪。他的父亲当时是邮政局局长。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常调动，所以谈家桢在少年时代到过浙江好多地方。他念过私塾。在宁波斐迪中学读完初中，在湖州东吴第三中学读完高中。
1930年，李汝祺任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当时。谈家桢从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出于对李汝祺教授的敬慕之情，他特地千里迢迢来到燕京大学生物系，在李汝祺门下当研究生。
李汝祺是一个脾气和善、治学严谨的人，他主张对学生“教而不包”。他认为，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是最重要的。正因为这样，他对年仅二十一岁的谈家桢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给予指点，平时放手让他自己钻研。谈家桢非常勤奋，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写出好几篇遗传学论文，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其中，有一个研究题目是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出的，--《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瓢虫，俗称“花姑娘”，谈家桢像着了迷似的，捕捉各种瓢虫，细心研究，写出的论文受到老师们的好评。
李汝祺是美国著名实验胚胎学家、遗传学家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866―1945)的高足，在1919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在摩尔根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李汝祺那套“教而不包”的培养学生的方法，便是从摩尔根那里学来的。李汝祺在言谈之中，非常推崇摩尔根，使谈家桢也非常向往这位太平洋彼岸的遗传学泰斗，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耳聆听他的教诲。
在李汝祺身边攻读了・年半之后，谈家桢回到了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李汝祺把谈家桢的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变异遗传规律》转给了摩尔根，另外两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
摩尔根看了谈家桢的论文，非常赞赏，希望谈家桢到他的实验室里当博士研究生。
1934年，谈家桢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成为摩尔根的研究生。
摩尔根身材颀长，大胡子，前额微秃，双眼闪耀着聪颖而坚定的目光。他早年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进行性别鉴定、授精、再生、发育等方面的实验。后来，他转入研究遗传学，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的理论基础上，创立了著名的基因学说。他还曾在果蝇的实验遗传学研究中，论证了染色体遗传学说并进而提出基因理论。1933年，摩尔根荣获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
谈家桢第一次见到摩尔根，显得十分拘谨。然而，摩尔根那谦逊的为人，很快就使谈家桢打消了顾虑。尽管当时摩尔根由于获得诺贝尔奖，社会活动异常繁忙，但他总是抽时间指导谈家桢，果如李汝祺所说。摩尔根对学生热忱而尊重，充分发挥学生的独创精神。摩尔根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谈家桢，而是让他去独立思考，自由发展。
不久，谈家桢还发现，摩尔根以自己为核心，以他的研究生、助手为成员，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进行各种研究。摩尔根对遗传学的重大贡献――发现“伴性遗传现象”，提出“遗传学第三定律”(连锁交换法则)，建立染色体遗传学说和基因理论，这都是摩尔根和他的几位学生共同研究取得的成果。摩尔根学识渊博，他采取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在许多领域中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一代新人，使学生们得到锻炼。后来，摩尔根的学生斯多芬、穆勒和布里治。都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遗传学家，其中斯多芬、布里治和摩尔根共享诺贝尔奖金，而穆勒曾独自获得诺贝尔奖。
在摩尔根的实验室里，谈家桢从事果蝇进化遗传学的研究，利用当时刚发现的巨大唾腺染色体，进行种内和种间的染色体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的探索。在三年时间里，发表了十余篇科学论文，登载在美、英、德等国的一些学术性刊物上，有些论文被国际上公认为经典著作，对现代进行综合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科学美国人》等杂志，还引用、介绍了他的这些研究工作。
谈家桢获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十多年，曾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刚回国，“七七事变”爆发了。紧接着，8月r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不久，战火蔓延到杭州。浙江大学搬迁了，教师和学生过着动荡的生活。那时候，浙江大学曾搬到浙江建德，又搬到_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时而在破庙里上课，时而把山洞当课堂，头上有日军的飞机轰炸，地上有日军的追兵。在这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谈家桢与王淦昌、贝时璋、苏步青、钱人元、王葆仁，卢鹤绂等教授一起坚持教学工作。
来自北方的“寒流”
新中国成立后，谈家桢的境遇大为改善。1952年。他被调到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遗传学。
正当谈家桢打算大展宏图、探索遗传学的奥秘的时候，却从北方刮来一阵“寒流”。这“寒流”，来自当时的苏联，来自李森科。
李森科从1929年起因搞小麦“春化”而声名显赫。逐渐爬上苏联生物学界“权威”的地位。他拉米丘林的大旗做虎皮，“创立”所谓“米丘林―李森科主义”。
其实。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同，在一门科学中产生不同的学派，是完全正常的。在遗传学范畴中。便存在着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然而。李森科这道道地地的学阀，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体系打成“伪科学”，扣上“唯心”、“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的大帽子，公然提出“消灭孟德尔一摩尔根主义”，把反对他们的科学家打成“科学上的反动派”，轻则撤职，重则判刑以至流放，死于不毛之地。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界受苏联的影响，照搬苏联科学界的某些错误做法。例如，1957年当我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化学界便照搬苏联，开展所谓对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批判”，把“共振论”称为“马赫主义”和“机械主义”。我的老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傅鹰教授是鲍林的学生，也因此遭到批判。在中国生物界，当时 则“批判”起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来了。
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学生，通过自己的长期实验坚信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的基本内容。早在1948年，在瑞典出席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时，他发觉原定担任会议主席的苏联著名遗传学家、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凡维洛夫没有出席会议。一打听，才知凡维洛夫的理论在国内被李森科指责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遭到“批判”，凡维洛夫受到政治迫害。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中国，因为李森科的那套学阀作风使人心寒，恐怕中国在政权被共产党夺取之后，也会这样。谈家桢却坚定地回国了，因为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不一定会学那一套。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批判”孟德尔一摩尔根的浪潮中，谈家桢首当其冲。有关部门凭借行政力量，不准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开设讲授以孟德尔一摩尔根学派观点为基础的正统的遗传学课程，强令改学米丘林遗传学说。就这样，谈家桢关于基因和染色体遗传学的研究，被迫停了下来。
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
1956年，毛泽东主席为了繁荣中国科学和文化，提出了著名的“双百”方针。这一年夏天，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根据“双百”方针，谈家桢在会上阐述了对国内片面强调米丘林学说、压制孟德尔一摩尔根学说的意见。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谈家桢。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便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接着，便问起他的工作和身体状况，问起青岛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家桢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1957年7月，毛泽东第二次见到谈家桢时，一眼就认出了，说道：“谈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又用他自己平时乘坐的飞机。把谈家桢等三位知识分子从上海专程接到杭州，在西子湖畔的一个庭院里，共进晚餐，并作了长时间的畅谈。
毛泽东关切地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如实地回答：毛泽东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尽管在复旦大学可以开设孟德尔一摩尔根遗传学说课了，可是大多数人以为米丘林学说才是“正统”。让他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照顾”。正因这样，要真正开展现代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困难还不少哩!
毛泽东听了，热情地鼓励他：“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那晚，毛泽东兴致很浓，和谈家桢等一直谈到凌晨3点，临了，还亲自把他们送到西湖边。毛泽东指着高挂在夜空的明月，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就在那年，复旦大学生物系设立了遗传学专业。谈家桢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1961年五一节前夕，毛泽东来到上海，再一次接见了谈家桢。毛泽东紧握着谈家桢的手，问道：“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吗?”
这时，站在一旁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道：“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毛泽东笑了，点了点头说：“这样才好呀!要大胆搞，不要怕。”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复旦大学在1961年年底成立了遗传学的研究所，谈家桢任所长。这样，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登攀。
谈家桢学习了摩尔根的治学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等，分别从事微生物遗传学、细胞遗传学、人类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
谈家桢也是“教而不包”，着重培养青年一代的独立工作能力。在谈家桢的领导下，从1962年到“文革”前夕，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共发表了论文五十多篇，出版了专著、译作、讨论集等十六种。外国朋友见了，都欢喜地说：“新中国的遗传学家们，正在奋起直追。”
几经磨难 勇往直前
正当谈家桢及其同事们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急起直追的时候，却又被绊脚石绊了一跤，本来正在缩小的差距，又重新拉大了。
这绊脚石，就是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
“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谈家桢”的大字标语，贴满复旦大学。
“四人帮”用尽一切恶言毒语，嫁祸于谈家桢，污蔑谈家桢坚持摩尔根学派观点，“是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是“宣扬‘龙生龙，风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攻击谈家桢进行人类和医学遗传的研究是搞“希特勒种族主义”。
谈家桢的助手们也受牵连了。谈家桢领导的遗传研究所被污蔑为“谈氏小朝廷”、“资产阶级土围子”。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了，设备和仪器也遭到破坏。
谈家桢遭到了多次抄家，更不幸的是，谈夫人多次被斗，受尽折磨，于1966年9月自尽，含冤离开人世!谈家桢被弄得家破人亡，但是，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他坚强地活了下去!
谈家桢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谈家桢一边劳动，一边仍不忘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有一次，他看到生产队的棉花遭到了严重的枯萎病害，便把幸存的棉桃种子收存起来，想来年在这块带菌的大地上播种，看看新一代的棉苗是否仍具有抗病能力，以便从中培育抗病的良种。
谁知这件事竟被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谈家桢又受到了批判。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谈家桢不仅无法从事遗传的研究，就连这种结合生产实际的试验都无法进行!但是，他坚信，真理总会战胜强权，科学总会进步的。
1968年11月的一天，谈家桢正在田里锄草，有人特地来找他。附在他耳边说：“你明天不要来劳动了。”直到后来，谈家桢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了谈家桢，指名应当解放他。毛泽东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谈家桢终于又回到了复旦大学。可是当时在“四人帮”牢牢控制的复旦大学，开展遗传学的研究谈何容易!
1970年。王震曾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育种工作。谈家桢欣喜地把信交给了当时的复旦大学党委，结果却是不予理睬。
可是不久，那些人却又主动找上门来，又是“请教”，又是“指点”，围着团团转。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姚文元在一份材料上看到这样的报道：用微量电刺激棉花植株，据说可以使棉纤维的长度增加，从而使普通棉花转化成长绒棉。对遗传学一窍不通的姚文元。居然写下了如下“批示”：“要通过电刺棉花走中国遗传学发展的道路。”于是乎，忙坏了一班人，又是开现场会，又是搞展览会，又是找人写捧场文章。但是他们发现，捧场者中，唯独没有遗传学家。于是，便想找谈家桢当吹鼓手。
谈家桢没有昧着科学家的良心去参加他们的“拉拉队”。所谓电刺棉花热闹了一阵子，也就化为泡影。
这时，又有人远道而来，找谈家桢了：四川的某人把棉花与蓖麻杂交，搞什么“有色棉花”。 这件事又吹起来了。
谈家桢专程来到四川，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他看不出什么科学依据。然而，那位试验者却是一位在当时不可一世的“火箭式”人物，有着“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此人明知自己的试验没有科学根据，却硬要在自己所写的“论文”上添上谈家桢的名字。他想，一旦加上了谈家桢的名字，在《植物学报》上一发表，这“谈家桢”三个字便是“论文”的科学依据。这么一来，他的“政治资本”就更加雄厚了。
谈家桢是有科学家的骨气的。在科学上，他毫不含糊。他很坚决地对那位“中央候补委员”说：“我无功不受禄，请不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谈家桢久久地感叹：“如今，真科学不许搞，伪科学却在中国盛行!”
谈家桢痛心疾首。
就在这时，毛泽东主席在病中托王震带来了口信。王震对谈家桢说：“毛泽东主席很关心你，问这几年为什么没有见到你发表文章。”
毛泽东的问话，勾起了谈家桢的满腹辛酸。可是，当他想到自己在复旦的处境，到了嘴边的话不得不重新咽了下去，只是托王震转告毛泽东主席：“谢谢他老人家，我是要搞的啊!”
痛苦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在科学的春天里，谈家桢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十年浩劫，给谈家桢带来巨大的痛苦，他并不计较个人的委屈，只是痛惜新中国的遗传研究事业遭受到挫折。他回顾历史，深刻地用“两落两起”四个字来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李森科的影响，新中国的遗传学研究“落”了一次；由于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和“双百”方针的贯彻，从“落”转为“起”。然而，当新中国的遗传学之花含苞待放，却又遭“四害”霜打，从“起”转“落”；粉碎“四人帮”之后，再度由“落”转“起”。
谈家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宽宏大量，团结许多曾经“批判”过他的同事一起工作。他认为，那是时代造成的过错，不应追究个人的责任。要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
谈家桢不顾年逾古稀，远涉重洋，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并订购实验器材。特别是在全国科学大会把遗传工程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后，谈家桢更是夜以继日，献身于科学事业。
谈家桢说：“我是一个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工作者。摩尔根学派掌握的科学事实，不仅有理论的根据，而且有丰富的实践意义。”但是，他也并不否定米丘林学派，他认为应当“求同存异，百家争鸣”。
谈家桢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并不笨。差距虽然大，赶超有基础。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前进，步子会越来越快，一定能赶超世界遗传学的先进水平。”
1999年9月25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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