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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导演汤晓丹:一门父子尽大师(上)]百岁父子

    时间:2020-08-16 07:18: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他是硕果仅存拍摄过默片的中国“第一代”电影人。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粤语电影《白金龙》。从《南征北战》、《红日》到《南昌起义》,文人出身的他开创了“三代”中国战争电影。甚至冯小刚《集结号》的拍摄,也得益于他的启蒙。刚过百岁寿诞的他,见证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世纪。他便是被称为中国电影界“瑰宝”的汤晓丹。
      
      从1932年进入影坛到1987年息影,汤晓丹先后创作的影片涉及喜剧片、间谍片、社会片、言情片、戏曲片、歌舞片、纪录片、战争故事片、惊险片、历史片、传记片等,作品之多可谓导演之最。他说他的这一生,无憾、无怨、无悔,但让他感到最大满足的却是他的两个儿子――著名指挥家汤沐黎和知名画家汤沐海。
      汤晓丹精通绘画,喜爱音乐,两个儿子将他的爱好承继得淋漓尽致。汤沐海从小就有幸和爸爸去乐团听配乐演奏,他吃苹果、饼干心思不在吃上,而是想着法子要咬出各种声音;汤沐黎小时喜欢用橡皮泥捏各种东西。在父亲的熏陶下,如今两人都是享誉国际的大师级艺术家。
      一棵大树旁边长出了两棵更为茁壮的大树,再加上作为资深电影剪辑师的汤晓丹的妻子蓝为洁,四员干将组成的艺术家庭,伴着时代的命运,一步步走向了辉煌。
      
      1950年4月8日,汤晓丹四十岁生日,而今迈步从头越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汤晓丹的第一个生日。这一天,妻儿在上海,而他正在北京出差,陪在他身边的是另一个导演朋友吴永刚。汤晓丹在日记里写道:很想请老吴吃顿便饭,喝上几口老白干,可惜口袋里钱不够。明年生日,我一定请他喝酒!
      这一天,汤晓丹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从四十岁这天起,一切从零开始。
      而过去那段难以忘掉的历史,是他苦难的童年,艰难的成长岁月,以及长达二十年的导演生涯。
      
      1910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汤晓丹生于福建漳州地区华安乡。父亲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就去了南洋谋生,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度过了幼儿时期。母亲是个裁缝,勤劳能干,为了早日和父亲团聚,她终日忙碌,一边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计,一边积攒着去南洋的路费。
      六岁那年,母亲终于攒够了可以动身的盘缠。幼小的汤晓丹带着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期待,跟着母亲漂洋过海,在水上颠簸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父亲汤纯祥所在的西爪哇茂兀市基亚维镇。不料,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父亲的时候,迎接这对万分兴奋的寒酸母子的却是父亲的吃惊和一副不欢迎的冰冷表情。原来,父亲已经做了一位陈姓侨商的女婿!
      突然的婚变,对这对千里投亲的母子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自强的母亲并不和他们吵闹,自己在附近租了一间木屋,拉着被变故吓坏了的小小的汤晓丹自立门户。母亲又买了一架旧缝纫机,重新操起了裁缝的职业,靠一双巧手养活自己和汤晓丹。
      七岁的时候,在父亲的坚持下,汤晓丹被送到茂兀市的一所基督小学去读书。每天早上,他早早就爬起床,带着母亲头天晚上做好的干饼,坐上杂货铺进城拉货的马车赶到学校。在学校里,他第一次接触了《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耶稣的故事》等名著。这些东西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爱读书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课间别人玩的时候,他也不闲着,一个人在黑板上练粉笔画,房子啊,人物啊,风景啊,渐渐地在他笔下生动起来。若干年后,汤晓丹在剧本上信手画出来的惟妙惟肖的分镜头动作,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勤学苦练。
      
      两年后,汤晓丹转到了镇上印尼办的学校继续读书。离家近了,空闲时间就多了些,有时放学后,汤晓丹就帮穷苦的同学到附近的甘蔗地里干农活。这是一段快乐又轻松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不知从何时起,汤晓丹的父亲结交上了一帮赌友,并染上毒瘾,把家里的钱都糟蹋光了。为了躲避赌债,他一个人悄悄地逃回了福建老家。
      后来有一个陌生人告诉了他们父亲逃回老家的消息,并说要带他们母子一起回去。母子两人一下子兴奋起来,连夜收拾衣物上路,脑子里充满了从此以后和父亲团聚过幸福日子的憧憬!
      然而风尘仆仆的娘儿两个一进家门,傻眼了,希望再次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汤晓丹的父亲整个人瘦成了一把干柴,面色蜡黄,眼窝深陷,已经奄奄一息了。
      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十岁出头的汤晓丹觉得自己该替母亲分担些生活的压力了,正好,镇上的一个木匠铺看上了汤晓丹的画,让他在新做好的家具上画些胖娃娃和花鸟。因为他的画,那些家具销路顿时好起来。老板收入大增,自然也不能亏待他,给他的工钱也多了些。汤晓丹每次领到钱,自己从来不留,都交给母亲。
      小小年纪就能以画谋生,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汤氏祠堂的族长们的耳朵里。大家觉得这孩子不简单,将来肯定有出息。于是,掌权的族长决定拿祠堂的公积金资助汤晓丹去厦门读书。
      在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喜欢写写画画的汤晓丹结识了高年级的同学赖羽朋。赖羽朋很喜欢汤的画,还把他的漫画寄到上海的《大众文艺》上发表,竟不时地收到稿费,这给汤晓丹鼓励不小。汤晓丹和赖羽朋成为朋友后,经常跟着赖羽朋和其他几个朋友,搞些反对日本人的活动,并公开反对地方政府对他们进行这些活动时的压制。最后惹怒了地方政府,强迫学校开除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活跃分子,包括汤晓丹。
      回到家里的汤晓丹一直苦闷不已,还生了重病,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病好之后,汤晓丹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出去。他给上海的《大众文艺》写了一封信寻求帮助,竟得到回复,约他到上海去。
      可能母亲也感到了儿子的苦闷,这次她竟没有拦他,且忙前忙后地变卖东西为他准备盘缠。临走时母亲拉着他的手送了很远,边掉泪边百般叮嘱。汤晓丹怎么也想不到,此一别,竟再无见面日,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后来在瘟疫病流行时去世了。这成了汤晓丹心中永远的痛。
      1929年,刚刚到达上海的汤晓丹,第一次参加《大众文艺》活动时便遭到了拘捕。但因祸得福,在狱中,他认识了曾发表过他的漫画的《大众文艺》编辑沈西苓和他的朋友许幸之。获释出狱后,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他们办《画报》宣传抗日,从事左翼美术活动和广告业务。为了研究剧影艺术,他和沈西苓常常带着干粮,钻进票价便宜些的虹口戏院里,连看几场电影,直到影片镜头结构、场次设计、转场方法、对话内容、字幕、音乐……都能背出来为止。三年多的时间,汤晓丹积累了不少东西,正准备大展宏图时,日军发动了“一・二八”战争。汤晓丹冒死冲过了日军的火力封锁线,来到法租界投奔当时在“天一”影片公司的苏怡和沈西苓,跟着他们在摄影棚里帮沈西苓画布景。汤晓丹的水平和努力工作的态度,很得“天一”老板邵醉翁的欣赏。后来,沈西苓在编导影片《女性的呐喊》时,向邵醉翁推荐汤晓丹做布景设计工作,邵醉翁当即答应。自此,汤晓丹算是正式踏入影坛。
      后来,“天一”决定与粤剧泰斗薛觉先合作摄制时装戏曲片《白金龙》,汤晓丹仍只是做布景设计。不料正式开拍那天,自任导演的公司老板邵醉翁突然生病,临时决定由汤晓丹来执行导演任务。
      从未做过导演的汤晓丹突然接到通知,不知是福是祸。拍摄过程中,他尊重每一位演员,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关系。身兼导演和布景设计,总是别人下班了,他仍在摄影棚里忙碌,慢慢地得到了大家的信赖和尊重。
      《白金龙》上演后,一时好评如潮。汤晓丹名声大振。不到两年时间,他又连续导演了《飞絮》(编导)、《飘零》、《一个女明星的遭遇》,都深得观众喜爱。
      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邵醉翁的三弟,他们共兄弟四人:邵醉翁、邵�人、邵仁枚、邵逸夫,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办影片公司)积极在香港集资拍片,并多次邀请汤晓丹与他合作。
      1934年的夏天,接受邀请的汤晓丹踏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邵仁枚亲自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小公寓里住下。当他来到一个由很大的破仓库改成的摄影棚后,心不由得一下子凉了――“破仓库怎么能拍戏呢?”
      因为技术条件太差,汤晓丹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片子《并蒂莲》人物形象看不清,对话听不清,市场反映冷淡,算是放了个“哑炮”。
      后来,在香港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办事处”负责人毛裕茹闻名找到了汤晓丹。他认为汤晓丹是位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并蒂莲》的失败不是导演的过错,是邵仁枚不懂行。他力邀汤晓丹导演《糊涂外父》。
      汤晓丹看罢剧本简介,感觉比较喜欢这部喜剧影片,便和毛裕茹签订了合同。从准备到上映,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糊涂外父》大获成功,“艺华”公司赢得了空前的高额利润。从此,汤晓丹在香港有了新的立足之地。
      
      在香港导演的几部片中,除第一部因技术条件太差失败外,其余的都让电影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尤其是后来又拍的《金屋十二钗》,既是艺术品,又有社会价值,更是获得了高额利润的商业片,一次次掀起观众的看片热潮,有的观众甚至连看十来遍。不知从何时起,汤晓丹的名字前面开始被冠上了“金牌导演”的称谓。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汤晓丹又连拍了三部抗日题材的影片《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都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像《上海火线后》,在海外许多华侨集中的地方,受到极大关注,观众抗日热情倍增,纷纷捐款捐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香港沦陷后,汤晓丹不甘做亡国奴为侵略者卖命,拒绝为日本片商拍摄《香港攻陷》,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化装成难民逃回广州湾。
      1945年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已经在抗战大后方重庆待了三年的汤晓丹激动得热血沸腾。影人们都认为新的出路在上海,于是纷纷奔向上海滩。上海是汤晓丹事业起步的地方,自然也是他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只是囊中羞涩,买不起黑市上高价的飞机票,只好暂留重庆。不过,那段时间汤晓丹并没有闲着,他导演了一部轰动山城的话剧《原野》,连演数场,场场爆满。
      后来,社会福利院要拍一部纪录片《烽火幼苗》,请汤晓丹来导。汤晓丹提出不要报酬,只要给一张由重庆到上海的飞机票就行,主办单位自然高兴地答应了。就这样,由《烽火幼苗》换得的飞机票,终于将汤晓丹送回了阔别十二年的上海。
      
      1949年的春天,上海市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有一天,汤晓丹接到一个通知,马上去兰心戏院开会。汤晓丹推开门刚进去,就见已经有一群艺术家坐在了那里,一位导演走过来热情地握住了汤晓丹的手说:“上海快解放了,欢迎你!”顿时,汤晓丹心里一阵温暖,他看到了黑夜中的曙光!
      新中国成立后,汤晓丹感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怒海轻骑》、《红日》、《水手长的故事》……一部接一部,都是汤晓丹喜欢的军事题材影片。舆论封他为“不穿军装的将军”,是对他的最高奖励。此外,《沙漠里的战斗》、《不夜城》、《难忘的战斗》等反映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影片,他也是满怀激情地拍摄。他导演的影片多次荣获政府奖,他个人获1949―1956年文化部颁发的导演一等奖,专家评的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人民给了他“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党和政府给了他“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金 翎
      电子邮箱:jym52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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