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历史：精英落幕] 历史畅销书
时间：2020-07-19 07:22: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张立宪有这样一个记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位列人民喜欢的“大俗书”之列，“其兴也忽焉，马上风行北京，我经常见到那些来宿舍里用袜子换粮票的小贩，他们的书包里也塞这么一本书”。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这是80年代的特征之一，“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大家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
阅读趣味极其一致的背后，是十几亿人趋同的知识结构。上世纪80年代末王朔解构了正统严肃的文学形态，1994年三联书店正式引进《金庸作品集》，“陈平原、严家炎这些学者的书柜上，在《鲁迅全集》旁边可能就放上一套《金庸作品集》了”。于是武侠小说登堂入室，余秋雨的兴盛、国外畅销书的热卖背后，知识阶层的分野也越来越鲜明。
2000年之后，随着韩寒、郭敬明的异军突起，“成人读物不好卖了，进入了青春文学时期，只是一些职场励志书还有不小的市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觉得，知识构成决定了“文化代差”，“原来看王朔的一批人开始老了，看郭敬明、韩寒的人长大了，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使八九十年代的人们处在相似的知识构成上，而如今相差三四岁的人，知识构成却相差很大，“一种畅销的文化很快就会过去”。于是进入青春文学畅销期的图书市场，很难让人预料前景，而明显的现象是“大家早已不再眷恋精英文化”。
那个迷恋精英文化的年代
1985年甘阳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出版，甘阳记得那时的流行阵势，“立即就是全国头号畅销书，一年内就印24万本，而且评上什么上海图书奖。当时印量都大，但是我那本呢，哲学书里面最大。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人论》！你想吧，‘文革’刚结束时候就在谈人，谈人道主义，所以这完全是阴差阳错的。”
不管是否阴差阳错，作家查建英提道：“那些书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符号了，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以前几十年贫乏瘠瘦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另一套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憧憬、好奇、想要了解、想要认同的一种东西。至于它里边那些很细的，比如萨特谈的存在主义是不是来源于西方哲学传统里的人道主义啦，尼采又在谈什么，海德格尔在谈什么，一般人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他也许只是像一个饥不择食的人，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筐子里边，这个筐子上贴一个标签――‘西方思想’。而西方思想和作品在当时就代表着反叛、个性、自由、解放所有这些好词。深刻当时也是一个好词，绝对不打引号的。”
从出版人的眼睛看，上世纪80年代的热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革”后的“书荒”。80年代新书少，差不多是“20％～30％的书占全国70%～80％的市场”。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助理杨葵记得，王府井书店刚放开时，“购书的人排出两里地，那时销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任吉生参加了当时火红的“三套丛书”编辑工作，“由于‘文革’中长久的思想禁锢，原创作品的出笼需要时间，早已从50年代开始的翻译国外名人名作更易操作”。
“三套丛书”的绿底浅网格封面留在了那代读书人的记忆里，丛书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这是1958年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提出的全国性项目，把全国知名的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专家聚集在一起，组织翻译丛书。卞之琳、钱钟书、朱光潜、巴金等都参加了编委会，规模十分庞大。任吉生说，那时候特别注重学术性，每本名著的序都请权威的专家写，他们往往写上半年或一年，其他相关委员慢慢审定，“这些上万字的序都相当于严谨的学术论文”。后来，劳伦斯、毛姆、康拉德、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曼、加缪、莫拉维亚等等20世纪名家的佳作逐步问世。80年代的编辑不用算经济账，只用严格考察图书本身的专业价值。任吉生说：“我们根本不用去考虑经济效益，何况像‘三套丛书’这样国家主持的项目”。
当时图书种类少也使出版业成为卖方市场，1976年，全国书品只有2万多种，1996年左右新书达到9万多种，从“九五”末到2005年间，我国每年推出的出版新书种类从14万种增加到了21万种。回想当年图书畅销，曾在华艺出版社工作的黎波记得，他1988年编过一本书叫《夜壶》，讲台湾黑社会故事，“在新华书店征订一圈，就有15万本，现在能卖到15万都属于畅销了”。出版人杨葵说，那时有本书《怎样用高射机枪打飞机》都能卖5万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赵武平在2003年组织了昆德拉的全套中文译本，而最先将昆德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作家韩少功。赵武平说，“80年代的人很信任好作家，作家的时间是最宝贵的，可是他情愿停下来不写了，而去翻译一本书，肯定值得去看”。看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结果是，“确实有些振聋发聩的东西”。80年代出版界也崇尚精英文化，“甘阳翻译的《人论》火了，如果谁出《教父》、《荆棘鸟》这样的书，都感觉不太深刻，有些不好意思”。
“王朔现象”与知识界的分层
上世纪80年代末王朔的走红，黎波说，“那感觉就和现在的郭敬明、韩寒差不多”。黎波笑着说，那时候的作家群虽然有分层，但年龄差距不大，王朔的年轻是指他资历浅、一出道就蹿红。当时出版社给作家的都是一次性稿费，黎波说，海外作品才有版税这么一说，“付给王蒙、刘心武的稿费也就是千字25元、30元”，华艺对王朔，第一次“开始给10％的版税”。
到了90年代，知识界开始分化，不同阅读追求浮现出来。王朔带来的热潮或争论显然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之前陆续出了王朔的小说，但规模并不大。一直到华艺推出《过把瘾就死》，收集了王朔的五个中篇。金丽红至今记忆犹新：“那本书一推出来就轰动了，书商蹲在院子里都不肯走。”金丽红十分看好这个当时还是小字辈作家的潜力，她认为，王朔不是个构筑情节的作家，而是以语言魅力取胜，他的书应该是可以常看的。《过把瘾就死》短时间内累计印量高达30万册。紧接着2万套文集进入紧锣密鼓地筹划之中。那时候也有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开骂：“巴金文集还没有出齐呢，怎么冒出个王朔文集？”
华艺出版社原本是一个负责对外宣传的国家级出版社，按黎波的话说，80年代国家一年拨款20万元，仅够员工工资等日常开销，所以华艺出版社更早感受到了市场的压力。金丽红刚到华艺担任编辑部主任时，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书。“我们也不懂科技啊、天文啊这些知识，还是小说能看能卖”，于是发展方向定位为“国家级作家的作品”。1990年华艺策划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黎波说，当时出版社约的作者大约分为几类：成熟的“新时期文学”作家有王蒙、蒋子龙、刘心武等；刘震云、池莉等是“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余华、叶兆言等是新时期文学之后的年轻作家。王朔的出现在作家阿城看来，对传统的语言系统“有颠覆意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赵武平说，王朔表现了一种自尊心受挫后的真性情，把知识分子的猥琐形象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消解了传统。
安波舜推出的“布老虎丛书”则将爱情小说包装成了一种流行，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推出“布老虎”，1994年达到发行高峰。安波舜对这套长篇小说定位明确，“那时我们与所有作家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上我添了三条：一是必须写城市生活，二是有好的卖座率，三是必须具有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你只要这么写了，我们就可以给签个发行量底数5万册，你不这么写我就没把握。”他认为长篇爱情小说的明确定位是，“要出一些14万～15万字的给18～35岁的比较浪漫和有激情的、比较酷的那种女性读的书”。
在90年代的出版界，金丽红、黎波、安波舜开始的主动通俗化畅销书操作，从某种程度颠覆着80年代以精英的审美取向为主导的出版基础。这种操作使迎合实用文化成为了畅销书操作标准，但另一个方向，类似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仍然在坚持高端文化标准，到今年，杨绛的《我们仨》已经累计销售达到了60万册。
90年代后畅销书市场的变化，其实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
“武侠热”背后的市场基因
1988年到1990年，大陆开始流行港台的武侠小说。黎波说，当时全国有7家出版社可以出港台版书，华艺是其中之一。他们出的台湾武侠《雪地神刀》，“开印就是四五万套，一套四本呢”。那时“只要是港台小说，拿来印就是钞票”。
此时中国尚未加入版权公约，著作权法也还未颁布，各出版社争相出版“免费”武侠小说。这时期的武侠小说出版基本以单行本为主，同一作家的作品往往由多家出版社分享，金庸等名家的名作更是拥有多个版本。这期间，琼瑶的书火了，金庸的书火了，内地接触到了港台畅销书。留学生文学也成为一景，《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大卖了一阵。
1991年《著作权法》颁布实施，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内地出版社开始购买港台武侠小说版权。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内地第一部正式授权、收录全面的《金庸作品集》，600多元的高定价，却依然成为当时畅销书，一版再版，两年后印数超过50万套。珠海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59册的《古龙作品集》，每种作品前均保留作者的“原序”，并有一篇导读性的“序文”，作品后附“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花城出版社的《温瑞安作品集》、花城出版社和广东旅游出版社合出的《梁羽生全集》、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卧龙生全集》、《柳残阳全集》等等，也都新瓶装旧酒，粉墨登场。
武侠与当代小说的畅销，赵武平认为是暗含了“暴力”与“情色”的基本因素。一部分高层次的小说读者一直存在，另一部分人则“对文学跟得不紧，但是会突然追捧一本书”，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在90年代流行了一阵，“一些人是把它当成准色情小说看”。
90年代中期，作家经过市场“检验”后开始分层，池莉、莫言、贾平凹、二月河、余秋雨等五六个作家成为出版社争夺的对象，“编辑手里拎着钱去作家家里等，慢慢磨”。这些作家的流行，也折射着当时的阅读需要。
余秋雨的出现，暗合了大众对文化普及的一种“高雅要求”。散文的形式与文化知识包装在一起，很能带动人气，那时出版界的市场意识也逐渐明确了起来。据余秋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说，这本书稿到他手上之前已遭两家出版社退稿，他拿了决定出版后，征订数也只有区区1400本，也就是说连最低开印数也没有达到。于是他们发动传媒造势，书出版之前之后的一个月间，组织写作300多篇评论稿在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余秋雨也是印量逐渐升高，到一个爆发期后才洛阳纸贵，一版再版。
我们的阅读会走向哪里？
余秋雨遭媒体批判之后，2000年韩寒的《三重门》卖了近200万册，几乎成为中国出版业描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到了21世纪，黎波说，大家处在一种务实的状态中，年代越往后每个人知识结构的专业性越强，已经完全不眷念过去的精英文化了。“西方的书有些卖不动了，过去中国人想了解西方有钱人的生活，现在直接去欧洲旅游看他们怎么过。”黎波还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不用窥视着西方生活了”。
在译文出版社的赵武平，见证了中国读者接受国外畅销书的过程，他记得《廊桥遗梦》、《马语者》，乃至霍金的《时间简史》刚出来时都不热，虽然《廊桥遗梦》封面上还特意写上了“美国最新畅销书”，后来热卖与电影的上映大有关系。译林出版社那时候翻译外国通俗文学最多，他们在1995年专门开讨论会，为什么美国那么好卖的书，在中国卖不动？直到近些年，中国人接受了国际市场的畅销书，“《哈利・波特》一出来中国出版界都傻了，那么厚的书，每个孩子抱着七八百页的书，硬是乐滋滋地读完了”。
现在韩寒、郭敬明有这样的趋势，赵武平认为中国的畅销书作家行当进入了初级阶段，“但是国外市场几乎没有这样的现象，围着几个写书的青少年形成了一个产业，中国很多有头面的人物也不愿意承认这些少年作家的影响”。在加入版权公约前，中国还没有什么畅销书的概念。赵武平记得，1996年左右《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纽约时报书评分析”的栏目，那时候人们才逐渐有了与国际上畅销书排行榜接轨的想法。但是，“中国还没有权威的畅销书统计机构或者排行榜，也很少有专门的畅销书作家”，即使王朔这样的颠覆性人物，“过去也就过去了”，其他比如写历史小说的二月河、写揭黑小说的张平，很难长盛不衰。畅销书作家至少两年就得出一本书，是一个专业化很高的行当。
黎波把现在所处的状况归纳为“后信息爆炸时代”，“哪怕在家待着，接几个电话信息就涌进来了，打开电视也是信息，出门看到无数小广告，也是信息”，很多时候人们免费阅读着信息，“知识反而不重要了”。图书的厚重与传统成为与信息爆炸时代抗衡时的缺点，于是金丽红和黎波这样的畅销书操作者，慢慢总结出一些规律，“如果一本书超过30万字，太厚了，很多人有阅读障碍，不容易读完”。30万字的书大约400页，于是“畅销书最好不超过20万字，270～280页”。而在售价上，“超过20元的书读者不爱买，16～18元最合适，所以我们总结为‘畅销书的黄金18元’”。
黎波最近做了一次统计，在中国目前的读者群中，13～19岁读者占购买层面的19%，17～24岁占39%，25～35岁占29%，“可见银发市场和成人市场占的比重小，青春文学最抢手”。黎波说，他们苦心操作的成人读物《忏悔无门》，虽然火了，一个月也就8万，“孩子们的书卖得好可是一个月40万”。而这种现象也是全球罕见，连黎波也认为，“围绕几个少年作家形成了一个大的文化产业，不知我们的阅读会走向哪里”？
（《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8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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