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之原因考|如何正确对隋炀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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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营建东都洛阳，是隋炀帝在其统治时期所做的一件大事。很多人都把营建东都视为暴政而加以斥责，乃至全盘否定。实际上，隋炀帝营建东都并非是为了个人享乐，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经济状况所需，为巩固其统治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其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隋炀帝；洛阳；迁都；原因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088-1.5
　　
　　洛阳地处中原大地，是著名的九朝古都。在历史上，有很多王朝实行两京制，如西周都镐京，周公姬旦东营洛邑，而洛邑随后成为东周的都城；东汉也实行长安、洛阳两京制，而随和唐也一样，除首都长安有中央政府外，早在东都洛阳另有一套“东京宫”。历代实行两京制的目的都在于强化王朝对国家的统治，被认为是一项成效卓著的重要政治措施。然而，唯独隋炀帝营建东都，在历史上却招来了非议，被认为是为满足私人享乐而施行的暴政，有甚者进而全盘否定。实际上，这一论断有所偏颇。本文试着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条件，粗浅地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一、历史上关于隋炀帝迁都的记载
　　
　　《隋书》记载有炀帝迁都的诏书，“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认为洛阳具有“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优势，说明了之所以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但是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中，《隋书》中所记载的炀帝诏书全文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业杂记》中一段关于炀帝迷信图谶之说而迁都洛阳的记载。其文曰：“章仇太翼言于(炀)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很明显，这是司马光又一次使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而采取了野史《大业杂记》的传闻。这样一来，炀帝营建东都的原因似乎归之于迷信图谶之说，营造东都成了炀帝的一大罪状。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有如下记载：“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日：‘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由此可见，李吉甫也承认炀帝迁都洛阳的原因是基于洛阳在地理形势上的优越性，而且在建都洛阳之前，炀帝是有过亲自实地考察的，并非迷信。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隋书・炀帝纪》和《元和郡县志》所载炀帝的迁都之原因是基本符合史实的。
　　
　　二、隋炀帝迁都洛阳的政治原因
　　
　　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的最大化，总会在相应的时代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来维护其统治，而炀帝迁都洛阳也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致。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洛阳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刚刚平定的汉王杨谅的叛乱。由于京城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赴急”，汉王叛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隋府兵多集中在关中，遇到大规模叛乱，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及时迅速地做出反应。对汉王悖逆，“从反者十九州”，炀帝更是心怀畏惧，直到大业三年(607)北巡河北时，仍念念不忘汉王的反叛，“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山东地大物博，山东不稳，就会影响到帝国的统治基础。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中原形势，指出：“山东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正因为如此，要使隋朝长治久安，必须安辑山东。
　　从隋朝的统治状况来看，营建洛阳也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客观需要。由于隋承北周，从僻处西隅的秦陇关中东进南下，统一中国。统治者以关陇贵族为中心，他们竭力加强关陇的军事优势，以“内重外轻”之势，控驭四方，长安很自然地成了政治中心。然而，山东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曾长期受东魏、北齐的统治，入隋后存在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广大的山东地区对新建的隋朝政权仍存在着很强的离心力。另一方面，江南的情势比山东更复杂，亡国的江南人士对北人心怀恐惧，离心力更强。江南地区的变乱和少数民族叛乱仍时有发生，成为隋王朝的忧患。这便是隋炀帝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皈遐远”的形势。而从魏晋至隋统一的几百年间，洛阳几度地废弃、又重建，依靠天下之中的地位成为首都或是陪都。炀帝为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军事需要，营建东都，采取长安、洛阳两京制，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考虑的重要措施。
　　
　　三、隋炀帝迁都洛阳的经济原因
　　
　　历代统治者选择政治中心首都的位置首先考虑的都是这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就是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较大程度上能够满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而在隋朝当时，关东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关中地区，这是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的必然结果。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的农业经济，依靠秦时开凿的郑国渠，一向很发达。但是当关东黄、淮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田野被开发出来以后，关中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开始日益下降。随着汉魏之际关中农业所依赖的郑国渠、白渠等水利设施的修建，由于河床下切等原因，农田灌溉面积骤然减少，导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加上关中人口的持续增加，使得长安的粮食供给发生困难，以致不得不依赖于漕运关东粮食。史载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开皇十四年(594)八月初九，关中“大旱人饥”，文帝只好率关中“户口，就食洛阳”，成为“逐粮天子”。可见，当时“地狭人繁”的关中平原已不能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和驻军的需要。
　　再则，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隋朝时长江流域各州郡每年都有可观的余粮，文帝以长安为都，粮食和物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漕运江南资粮，这也是后来炀帝修通大运河的重要原因。但是，资粮漕运于洛阳容易，而要想达于更西边的长安，三门天险给转输带来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改用陆路绕过天险，却运量有限，所费甚多，得不偿失。
　　由此可见，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地区，地狭人众，漕运艰难，显然不再是国都的最佳之地了；而洛阳的经济条件要比长安优越，地域更广阔，农业更发达，又临近山东与江南产粮地区。洛阳所具有的这些经济状况，保障了迁都洛阳后隋王朝的统治基础。
　　
　　四、洛阳独具的地理特征
　　
　　从洛阳本身的地理形势与特征来说，也是适宜作为国都的。明人陈建在《都论》中提出了建都之地的条件，“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长安虽据形势，而漕运艰难；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无险，四面受敌。惟洛阳三善咸备”。
　　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在交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建都于地位适中的洛阳，确有各地向中央输送贡赋时的方便之处。早在西周，周公就认为建都洛邑“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历代建都于洛阳的统治者，都认识到了洛阳“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职贡均等”的优点。可见，迁都洛阳并不是炀帝一人的主观臆断。
　　就洛阳的整个地理形势来说，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紧临城北，有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西有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一片肥沃的伊、洛平原。而且洛阳的水陆交通也很发达，确是一个“控以三河，周以四塞，水陆通”的要冲，难怪炀帝会发出“自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慨!
　　综上所述，可知炀帝之迁都洛阳，不是为了满足个人享乐，而确实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经济状况和洛阳的地理特征所决定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策。东都建成后，加强了隋王朝对关东和江南的控制，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确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就全盘否定隋炀帝营建洛阳，而应该肯定其起到的积极意义。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之原因考|如何正确对隋炀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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