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巴金和《家》:巴金的家是什么中的一部

　　[摘要]分析新文学史和作家创作意图之间的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第一，以巴金的《家》为例分析新文学史以政治倾向作为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标准；二，分析作家政治影响下调整自己有关创作意图的叙述，以此证明新文学史所关于作家作品的阐释具有很强的遮蔽性，甚至与作家真实的创作状态和文本自身的内涵相差很远。 　　[关键词]文学史叙述；文学文本；创作意图；审美性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64-04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难以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这就造成了文学史中一定缺陷。文学史抒写以政治倾向为标准评价作家和作品，这隐藏了文学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并且以政治倾向评价作家与作品也影响了作家对于自己创作意图的叙述，且导致文学史叙述以作家意图为出发点对于文本进行“经典式”解读，限制了读者对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解读。 　　 　　一、文学史中的巴金 　　 　　在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对经典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选择和阐释是最重要的内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未对鲁迅以外的作家明确定性，其所重者乃是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的作品创作，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稳妥和“本位”(相对于后来向政治史、思想史靠拢的文学史而言)的策略。在丁易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巴金则归于“一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感到失望和愤怒，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前途和革命力量又认识不足，不能用阶级方法去研究社会人生”，因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是“既不愿和反动文人同流合污，却也不愿走进革命文学阵营，仍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阶段上”的“小资产阶级作家”。1956年出版的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认为巴金是“文学界一位产量最为丰饶的作家”。但因其巴金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等原因，自然比其他几位“大师”略逊一筹，被纳入“民主主义作家”的行列。由此形成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等级序列。依照“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指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可能发挥的政治效用”的标准，作家被划分为“革命作家(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反动作家”等类型。对建国后的文学实践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新时期文学史对篇章布局再次予以了调整：1979年“唐驶本”设专章者减少为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人，巴金、老舍、曹禺合为一章，瞿秋白、赵树理为专节。同年出版的一批著述同样只保留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的专章。1984年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将鲁迅、郭沫若、茅盾与巴金、老舍、曹禺同列为专章，这可视为作家评价变化的一个信号，后三人的地位开始受到重视和提升。同年冯光廉、朱德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和叶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均同此处理，在章节设置上突出“鲁郭茅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在章节设置上也取得了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等的地位。至此，文学史巴金作为“六大家”中的一名被认定并真正稳定下来。 　　关于巴金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问题，人们主要是探究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创作之间的联系。由于无政府主义是被界定为“反动”性质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指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按其积极内容说，若不是想要恢复旧时的生产和交换工具，亦即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就是想要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工具勉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里去。他在前后两种场合都是既反动，又空想的(见《共产党宣言》)。。所以在新文学研究里，巴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此，巴金自己也是讳莫如深的。 　　关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新文学史中有把无政府主义与曾受过这种思想影响的巴金之间划等号的评述，如丁易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就指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里“所指出的反抗后之出路却仍是他那虚无主义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的革命”。刘绥松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初稿》中谈到《家》时也说，巴金的“非科学的思想信仰(安那其主义)限制住了他”，所以《家》中的反抗是“没有组织领导”的，没有“作为行动目的的革命理想”。这样的评价在其它一些文学史著作中也有出现过。如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有写到：“但是总的来说，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以及作品所写的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写得还是不很充分的。”在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有“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春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数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和原谅他们，达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可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巴金在新文学史上被认为是一个空想的、斗争不彻底的小资产阶级也是“理所当然”的。 　　确切地讲，巴金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无论是其基本的立足点，或者它的政治观点，都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的。巴金所接受的只是无政府主义那些一般的抽象的思想影响，即反对一切束缚，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道德上的，要求个性解放，即那“万人享乐的新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这些一般的抽象的思想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这些思想影响大大地加强了和鼓舞了巴金反对旧制度、旧礼教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了巴金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巩固。所以，巴金把他的全部斗争锋芒指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不是指向中国共产党人。一九三五年，巴金在《写作生涯的回顾》中说：“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他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白，而是巴金对他全部民主主义思想总结性的表述。根据巴金在《写作生涯的回顾》中的表述看，其思想实质纯粹是小资产阶级对“自由”和未来的美丽但却空虚的幻想。巴金从他那独特的生活道路的“基点”上接近这种思想时，就十分容易被这种思想的美丽色彩所迷惑；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思想也十分容易使巴金“憧憬”那“自由的社会”，“憎恨”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爱”那“正义”，“恨”那“恶”。巴金正是从这些方面一般地抽象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正如俗话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战斗的民主主义者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在实质上是并不相同的。 　　文学史在叙述作家时涉及作家的信仰，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就此作为评价作品好坏的依据，并且影响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与读者对文本的赏析，这就未免带有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不用说文学史并没有深入的理解也只是如同缘木求鱼般地根据巴金的一些生平和回忆的文字，就把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简单地划上了等号。甚至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一问题还成为许多研究者绕不过的坎儿。当然，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很有必要再进一步深入地展开，但问题在于，除了目前意识形态的原因，这问题根本不可能进行充分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外，文学的起因也绝不等于文学的意义，作家的思想信仰也并不就等于作品的思想倾向。人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究才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对巴金创作文本的影响远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大。更何况一个作家的文学意义，他所完成的文本的功能与价值并不完全是以其创作意图为转移的。 　　文学史的叙述进一步影响到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阐释，使得作家有意识的向文学史看齐，特别是像巴金这样在最开始就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受到文学史体制质疑的作家，对于文学史叙述对于自己的评价的相当敏感的。上世纪70年代末重印《家》的时候，巴金就为这部作品的反封建内容已经过时而感到沮丧，。直到8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用封建传统余孽来影射专制主义政治的时候，巴金才感到稍稍心安，庆幸这部小说还没有过时。而巴金在后期创作的《随想录》等文章，无一不显示出和之前所受到政治影响苦苦纠缠的迹象。其实任何一部中外名著，只有艺术上是否优秀的分别，没有会不会过时的担忧，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穿越时空，直达人性的深刻透析，只要有人类存在总是不会过时的。 　　文学史叙述在政治影响下，对于作家作品进行有选择，有针对的理解对于作家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不仅使得作品被纳入到政治模式下的理解，还把作家创作限制于政治的阴影下。所以，上述的关于文学史的某些特征，规定了文学史具有其叙述话语模式的“稳定性”，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可靠的依据就是作者自己关于谈创作方面的叙述，也导致了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反复不一致的阐释，进而使得两方面达到统一。但是，这样的叙述却遮蔽了作品主题的真正的意义，使得以后很多文学史的编写和读者的阅读难以打破这个局限，难以获得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感受。 　　 　　二、文学史上的《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家”则更被附以某些特殊的意味，它往往不是被当作维系家庭成员经济生存的单位，更不被当作维系家庭成员间感情关系的单位，而是更多的带上了社会政治的属性。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本应更侧重于表现家庭成员间的心灵冲突，进行情感世界开掘的家庭伦理道德探讨的中国家庭生活小说自然就更多地带上了社会政治小说的特性。因此在巴金的小说中，家庭问题的探讨往往也和社会时代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小说契合了之后新文学史的书写，然而，把《家》的主题仅仅概述为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反抗家长包办婚姻、主张青年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歌颂青春和生命的激流却是新文学的书写在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如在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把《家》的主题概括为“他想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势力的激荡，他着力描写这个大家庭内部的形形色色，它的主要成员的虚伪、庸俗和堕落，以及它对于青年人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摧残。作者在《激流总序》中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石碎山之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他是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我控诉’”，对黑暗社会和家庭制度的“控诉”成为巴金创作的在新文学史上的主要阐释内涵，以至于绝大多数同时代和后来的文学史在《家》主题的叙述上基本上沿用了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的说法。如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唐驶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道：“关于《家》的主题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在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温儒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也写道：“《家》的意义不止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民主革命洪流。”“《家》在二、四十年代所以能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与它的主题思想的战斗性是分不开的”；在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光廉、刘增人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也写道：“《家》是要义无返顾地‘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来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Jaccuse(我控诉)”’；在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b(上册)中也写道：“作品所写的正是这样一股生活的激流：一方面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垂死的封建统治力量疯狂地吞噬着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深为革命潮流所吸引的青年一代开始了觉醒、挣扎与斗争的悲壮历程。” 　　新文学史的编写是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为基础，被纳入文学史体制的作品首先应该符合这个政治标准，这使得文学史对于作品的描述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冲激作家对于自身创作的定位，甚至为靠近文学史的叙述而改变对于先前创作的创作意图的阐释。所以，到了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巴金在为《家》十版写序中，第一次把“控诉”用于表达《家》的主题，且是对于“一个垂死的制度”的“控诉”。 　　巴金是个把整个生命融入创作的作家，在他的作品里，没有先在的主题和人物，他让人物在作品里自己生活，所以《家》中的人物是忠于生活的，但是这样的真实性加上巴金本身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文学史对于他笔下的人物进行了类似于“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农民的残酷剥削、对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这样的批判。虽然在早先的阐释中，巴金并不承认他的作品存在上述问题，巴金在一九三○年六月的《(死去的太阳)序》里写道：“我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的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但是后来，他却在《(家)重印后记》中写道：“我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也不过是像个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药方。三四十年前读者就给我来信，要求指明出路，可是我始终在作品里呼号，呻吟，让小说中的人物绝望的死去，让寒冷的长夜笼罩在读者的心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谈起，他们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那是在过去发生的事情。至于今天，那更明显，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等等、等等。” 　　这似乎给文学史，特别是八十年代初的文学史上所写的关于《家》的缺点找到了根据，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这是巴金在文革之后的七十年代说的话，在那之前，巴金已经因为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造成《家》中的“环境气氛和时代精神以及作品所写的那个家庭与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系写得还是不很充分”和“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农民的残酷剥削、对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等问题而受到批判，并且在文革之前的上述几部文学史，如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初稿》中，就已经就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之间作了非正面的评价。显然，巴金自己所“承认”的和八十年代文学史上的评价都是受了之前文学史上的评价和“文革”所受批判的影响，而且这种来自于外界的压力是不断加大的，因为同样的指出自己作品主题上缺陷的文字较早的出现在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家)新版后记》里，不过在那时候巴金只是谈到了《家》没有明确地给读者指出一条路而已。 　　作者自己谈创作的诸多文字所表达的“意图”，并不等于文本自身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所谓作者的本意决定作品的本义是否具有实际有效把握的可能?显然，在这里，有一系列问题悬而未决。作者本意与作品本义之间的逻辑关系表明，我们在原则上能够确定一部特定作品的理解。但是，原则上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实践上必然如此。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其中有很大的距离。虽然对于大多数作家进行创作而言，文本意义能够大体的体现作者意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文本所包含的所有意义都在事先被作者策划和勾勒。在这一点上，托尔豪斯特的分析是中肯的，他说：“尽管作者的意向与作品意义有既定的关系，却并不构成作为必然性的意义。”换言之，作者的本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作品的本义是值得商榷的；其次，作者对于自己著作的解释的客观性，自一开始就具有很浓厚的主观性色彩。在特定的时间或是特定的条件下，作者自述的有关创作意图的文字有可能和作者原本的想法相差甚远，尤其是当作者托名或者当作者去世后，甚至当作者对自己的本意加以反复无常的阐释之时。坚持作者意图决定作品本义有可能潜在地导致解释者坚信只有自己对本文的看法才是“唯一”正确的，而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其他看法，这样一来，所谓阐释的客观有效性，就在解释者这种顽固的、坚持己见的看法中，离正确的客观意义越来越远了；除此之外，如果真的完全以作者的意向或意图为依据来分析作品，那么文学作品中所蕴藏的巨大的丰富的意义将会抹杀，文学的诗性也将丧失殆尽；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还被文学史叙述话语吸收，被文学史自身的特殊性所规范，形成对于作家、作品独特的“文学史型评价”，从而进一步影响文本被解读的丰富性的展现。 　　文学史对作家的影响还造成了“无定本”现象的产生。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反复修改，可能是因为自觉意识的凸显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自觉调整，以符合外在的政治环境或是读者的要求。巴金就在《家》发表以后，先后就做了八次修改，他认为：“作家写东西又不是学生的考试卷子，写出来后不能改。作家经过生活，有些事情过去不了解的，现在了解得比较充分了，就有责任说出来。为什么不能改?为什么不让我进步?”。其实，造成“无定本”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其一，由于作品过分贴近现实政治，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政教功能极端膨胀，这种功利主义的实用价值观导致作品成为政治气候变换的晴雨表，作品不得不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删改；其二，随着作家认识水平的提高与世界观的转变，作家往往要修正以往世界观的局限，这种修正行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新的认识原则出发来删改在旧的世界观指导下创作的文本；其三，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作家从提高作品的审美质量、美感效果、文本完形美的角度出发来修改作品。这种修改是由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过渡性、探索性品格所决定的，是由20世纪中国文学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其四，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作家放弃独立的艺术追求，为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主流话语的需要而修改自己的作品，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界是相当普遍的。无庸置疑，《家》的“无定本”现象也是出自各个方面的原因，这就对我们研究《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对比了多个版本之后，笔者决定选定上海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上的《家》为准研究。这是由于《家》的单行本最早是由上海开明书店在1933年5月初版，而这套由著名现代文学专家学者丁景唐主持，由著名编辑大家赵家璧担任顾问的现当代文坛上的鸿篇巨制，收入了1927年到1937年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的重要作品。其中第九集中有巴金的《家》，就是根据开明书店的初版本，除了封面和版权页没有，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一切都依照初版本排订的，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初版本《家》的原貌。 　　 　　注释： 　　①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M]．作家出版社，1955：286． 　　②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M]．作家出版社，1956：371． 　　③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 　　④扬风．巴金论[A]．贾植芳．巴金写作生涯[C]．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550． 　　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66． 　　⑥唐锼．中国现代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72． 　　⑦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M]．巴金论创作[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0． 　　⑧辜也平．走近巴金[c]．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122． 　　⑨参见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文革”后首次出版巴金的《家》的《重印后记》。但巴金本人以后在《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里多次否定了《家》里的“反封建”已经过时的想法。 　　⑩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⑩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64． 　　⑥唐锼．中国现代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64． 　　⑩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282． 　　⑩冯光廉刘增人．中国新文学发展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68． 　　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96． 　　⑩巴金．《家》重印后记[M]．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463-464． 　　⑥巴金．《死去的太阳》序[M]．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21． 　　⑩巴金．《家》重印后记[M]．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463-464． 　　⑩叶中敏．巴金谈写作与生活[N]．大公报,1984-10―27．

推荐访问:文学史 巴金 文学史中的巴金和《家》 文学史家胡小石阅读 文史学家胡小石答案